第 1 部分
美国8大名案 作者:肉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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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三月的新泽西州乡间，乍暖还寒。尽管有母亲安妮和保姆蓓蒂的悉心照料，一岁零八个月的小查尔斯·林勃还是感冒了。小查尔斯是查尔斯和安妮·林勃夫妇的长子，昵称查理。这天天刚擦黑，两个女人给查理喂过药便哄他早早地睡了。她们在查理的法兰绒内衣外面又套了一件连衣裤，再盖上厚厚的绒毯。为防止孩子夜里蹬开被子，她们用别针把绒毯别在床垫上。外面下着大雨，蓓蒂关好了两扇窗户，可不知什么时候墙角那扇窗户的窗闩坏了，安妮过来帮着蓓蒂一起关也没关上，只好随它去了。安妮在7点半回到起居室，一边继续写作，一边等丈夫回家。她自小就想当一名作家。蓓蒂又在查理的房间里忙活了一阵，于7点50分左右离开。 8点25分，查尔斯·林勃上校回到家里。晚饭后夫妻俩来到起居室。大约9点半左右，查尔斯觉得外面好像有什么动静，他对安妮说：“我好像听见了木头断裂的声音。”但谁也没有出去察看。也许是风雨刮断了树枝吧，这事以前发生过。 10点，安妮上楼沐浴准备就寝。蓓蒂来到查理的房间c上电热器。她感觉那屋里异常的安静，因为她没有听见查理的呼吸声。蓓蒂伸手摸摸孩子的小床，绒毯还在，可孩子没了。蓓蒂拧亮灯，在屋里各处找了一遍，然后惊恐万状地闯进安妮的卧室。安妮强作镇静地说，查理可能跟他父亲在一起吧。 蓓蒂跑到楼下图书馆：“林勃上校，你有没有抱走孩子？” “没有，当然没有。他不是睡了吗？” “可他不在床上。肯定是你抱走了。你可别逗我。”蓓蒂差点哭出了声。 查尔斯、安妮和蓓蒂一起回到查理的房间。但见墙角那扇窗户敞开着，窗下的箱子和地板上各有一个泥水脚印，窗台上搁着一封信。查尔斯告诉两位女人不要碰这些东西。他冲进主卧室从壁橱里抓出一支来复枪，一边推枪栓一边奔向楼外。四周烟雨茫茫不见一个人影。 查尔斯对安妮说：“他们偷走了我们的儿子。”这句话成了第二天报纸头版头条的标题。 查尔斯马上吩咐管家向当地警署报警。那时候电话还不是很普及，在这个叫做霍普威尔的小村子里，除了林勃家以外，只有农场和镇上的商店有电话，而且通常是几家合用。夜班接线员一看这个号码就知道是索兰山下梭罗岗新建的林勃庄园打来的。电话转到霍普威尔警署，值班警员乔斯·威廉逊从话筒里听到林勃府上那位英国男管家平静而呆板的声音：“林勃上校的儿子被绑架。如果方便的话请您赶快来一趟。” 查尔斯本人又打了两个电话，一个给他的律师亨利·布勒京里其，另一个给新泽西州警署。 10点35分，乔斯·威廉逊和警长哈里·沃尔夫到达林勃庄园时，林勃上校正手持来复枪等在大门口。 他带着他们来到屋子外面查理房间的窗户下，一串脚印从这里往西南方向而去。在大约75英尺处有一截折断的木梯，不远处又有两截，大概是绑匪抱着孩子从二楼的窗台下来时梯子断掉了，这也许就是查尔斯在起居室里听到的声音。梯子做得很粗糙，一看便知是自制的，但设计得还不错，每一截都比下面一截稍窄一点。梯子上的踏板，依林勃的看法，“好像是用木箱上拆下来的木板做的”。据后来木材专家亚瑟·寇勒的检验结果，木梯上第16块踏板的木质与整架梯子的其他木料不一样，很可能是从别的什么地方拆下来的。三个人还在木梯旁边的泥地上发现了一把凿子和一只用来把两截梯子连在一起的接合销。窗户底下的黏土墙上有两个坑，地面上也有两个坑，显然是将梯子靠在墙上时留下的。他们很小心地不去触摸这些可能的现场物证。 快到11点时，州警署的几名警官冒雨赶到梭罗岗。他们告诉林勃上校，州警署总部已向各分署发出警报，要求在各地设置路障，检查过往的行人车辆。警署还派出大批人员挨户叫醒霍普威尔镇的居民了解情况。林勃和他们一起再次查看了木梯和脚印，并顺着脚印追踪到了一条叫做菲塞贝德巷的小路，在这里，脚印终止在两道车辙旁边。 查尔斯与众人来到查理房间，他指着窗台上的信封告诉警方人员说，那肯定是绑匪留下的。信封封了口，上面什么都没写。一名警员奉命拆开信封。查尔斯猜得没错，那是一封赎金索取信： 亲爱的先生！ 准备好5万美元，面值20元的215万，10元的15万，5元的1万。二至四天后我们将通知你把钱放在何处。 我们警告你此事不许张扬更不许报警。我们会照顾好孩子。 我们所有的信都会有如下的标志和3个孔。 信是用蓝色的墨水笔手书而成。所谓标志即两个蓝色的比25美分硬币稍大的圆圈，圆圈相互重叠处有一个5美分硬币大小的红色实心圆，圆的中央有一个方形穿孔，另外两个方形穿孔分别在两个蓝色圆圈的外面，3个孔水平排列。从信中特殊的措辞与拼写方式判断，执笔者应该是德国人或斯堪的那维亚人。比如，“不”（not）被拼成note，“好”（good）写成gut，等等。 至此，林勃幼童绑架案正式立案，日期是1932年3月1日，星期二。 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和现在比起来可以说是一个乱世。自19世纪末兴起的禁酒运动终于在1919年迫使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对宪法第18款的修正案。新法律禁止在美国境内制造、销售、运输或进出口任何种类的酒，包括烈酒、果汁酒甚至啤酒。最初，那些嗜酒如命的酒徒醉汉们悄悄在家里支起烧酒锅。很快，地下作坊、非法酒店和黑酒市场应运而生。就像在毒品交易中一样，大大小小的黑帮组织也相继出现。很多后来著名的黑手党家族都是当年靠黑酒生意起家的。不到十年，黑酒的制造、销售、走私和与此相关的黑帮活动遍及全国，犯罪率居高不下，令警方和政府十分头痛。于是又有人呼吁废除第18款修正案。（此项修正案后来在1933年得以废除）。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赫普曼有罪（2）
这段时期还发生了一桩举世震惊的历史事件，即1929年10月29日纽约股市大崩溃及接踵而至的经济大萧条。六个月内，全美有400万人失业。到1931年年底，失业人口激增到1350万。上千家公司倒闭，几百家银行关门，数以万计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农场、作坊和房屋，即使那些仍能勉强维持一份工作的人，工资也降到原先的一半甚至更低。 与此同时，大大小小的绑架案骤增。股市大崩溃以前，绑架主要发生在黑帮之间的争斗、火并和黑酒交易，被绑架的人质多为成人。到1931年年初，绑架成了一大挣钱的行当，目标大多是富有家庭，而且被害者蔓及到儿童。但像小林勃绑架案这样成为全美乃至世界若干国家头条新闻的却并不多见，这是因为他有一位在当时名声极为显赫的父亲。 查尔斯·奥古斯图·林勃于1902年2月4日生于明尼苏达州小镇利托菲尔斯。他的祖父母来自瑞典，外祖父母来自英国。林勃的父亲也叫查尔斯，是一位农场主兼政治家，曾当选过国会参议员。他与妻子依婉琪琳·蓝德虽从未离婚，但很早就分居了。查尔斯·林勃是随母亲长大的。就像所有的孤儿寡母一样，依婉琪琳对查尔斯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但她几乎从不与儿子亲昵，母子俩互道“晚安”时只是握手。 查尔斯长成了一个害羞的大男孩。他很少与姑娘们接触，也从不沾烟酒，唯一的坏习惯就是飙车——汽车和摩托车。查尔斯在18岁时考入威斯康星州立大学，两年后辍学转入飞行学校。他以坚强的毅力战胜了恐高症，七个月后成为一名飞行员。 那时候的飞行员大概就像现在的宇航员一样凤毛麟角。莱特兄弟发明的第一架飞机上天是在1903年，距查尔斯·林勃当上飞行员不过20年。1924年1月，查尔斯加入美军并进入军事航空学院。一年后，他在全班104位学员中以第一名的成绩名列该届19名毕业生之首。当时美军中还没有正式的空军，军队也不需要常备飞行员，但林勃还是被空军后备队破格授衔少尉。 从此，飞行便成了查尔斯·林勃的第二生命。1926年4月，他被圣路易斯一家公司录用，成为第一批运送航空邮件的飞行员之一。同年秋天，他听人说起纽约旅馆业大亨睿蒙·奥泰格在1925年设立了25万美元奖金，准备颁发给第一名只身直航跨越大西洋的飞行员，一年多来竟无一人接受挑战。林勃忍不住要一试身手，他四处奔波寻求资助，建造了他的座机“圣路易斯之魂”。 1927年5月20日凌晨，25岁的查尔斯·林勃驾驶着“圣路易斯之魂”从纽约长岛的罗斯福机场出发，向法国首都巴黎飞去。这架噪音很大的单引擎飞机上没有无线电，查尔斯只能靠一只罗盘、一张折叠地图和天上的星星辨别方向。他为这次飞行准备的全部食品只是五片三明治和一些水。 世界许多国家的媒体——当时只有报纸和广播电台——通过跨越大西洋的电缆跟踪报道了这次历史性的飞行。经过33小时29分钟，穿越3735英里，查尔斯·林勃于次日到达法国上空，绕埃菲尔铁塔旋转一周后降落在巴黎郊外的那波盖特机场。十几万法国人以盛大的仪式迎接了这位一夜成名的英雄。 当他回到美国时，整个纽约为之。查尔斯·林勃被空军后备队授予上校军衔，被国会授予荣誉勋章和杰出飞行十字勋章。邮电部为他发行纪念邮票，电台播放着为他作的歌曲。人们称他为“幸运林迪”、“孤胆雄鹰”。他当选为《时代周刊》的第一位“年度新闻人物”，并被若干刚创办或正在筹建的航空公司聘为技术顾问。直到1999年，他还被提名为《时代周刊》的“世纪人物”。 应美国政府的要求，林勃作为合众国的友好特使飞往世界各地访问兼开辟航线。他在墨西哥遇到了未来的林勃夫人，安妮·司班瑟·莫洛。安妮的父亲是美国驻墨西哥大使，也是一位颇有影响的银行家。20岁的安妮业已显示出她的写作天赋，大学时期她曾在校刊上发表过诗歌小说，还两次获得学校的文学一等奖。 查尔斯和安妮于1929年5月27日结婚。次年3月，怀孕的安妮考取了飞行执照，并成为查尔斯的副手、无线电c作员和导航员。4月，夫妻俩以14小时45分钟的成绩打破了从洛杉矶到纽约的飞行纪录，他们也被媒体誉为“蓝天第一情侣”。 1930年6月22日，在她24岁生日那天，安妮生下了小查尔斯·奥古斯图·林勃。报纸在头版报道这条消息时，称这个著名的婴儿为“鹰宝宝”和“小林迪”，因为他的父亲叫“孤胆雄鹰”、“幸运林迪”。“鹰宝宝”刚过了一岁生日，林勃夫妇把他留在外祖父母家里，然后双双飞往远东，考察开辟美国到中国的航线。可惜由于安妮父亲病故，这一项目未能完成。 查尔斯和安妮都不善应酬。为了躲避记者们的追踪，他们挑选在远离闹市的清静小镇霍普威尔附近的梭罗岗安家。林勃家的新居共有14个房间，整座庄园占地400公顷。绑架案发生时，房子尚未完全竣工。所以从头年10月搬入以来，林勃一家只在梭罗岗度周末，星期一早晨工匠们上班以前离开，查尔斯去纽约上班，安妮带着孩子和保姆回新泽西州英格坞的娘家，一家人在那里一直住到下一个周末。 但这个规律在1932年2月29日这一天被打乱了。由于小林迪感冒，林勃和家人没有如往常一样在这个星期一的早晨离开霍普威尔。第二天，如查尔斯·林勃多年后在自传中写道：“一场永远改变我们生活的悲剧发生了。我们的儿子小查尔斯遭绑架……他二十个月大，亚麻色头发，蓝眼睛，刚开始学说话。”
赫普曼有罪（3）
越来越多的警方人员赶到梭罗岗，州警署署长诺曼·西瓦可普上校也到了，他是60年后指挥1991年波斯湾战争“沙漠风暴”的西瓦可普将军的父亲。在短短的几小时内，林勃庄园里聚集了不下200人，差不多每个人都要亲自到各处查看一遍。但不知何故，没有任何人丈量脚印的尺寸，或拍摄照片，或用胶泥印下鞋底的花纹（至少后来警方的报告中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警方也没有在现场各处，包括所有的物证上发现任何指纹，可见绑匪作案时戴了手套，也说明这是一桩经过精心策划的绑架案。 天刚蒙蒙亮，林勃庄园四周已云集了无数的记者和围观者，大大小小的路上停放的车辆首尾相接，延绵将近一英里。霍普威尔镇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来了。西瓦可普上校指挥近百名军警费了好大的劲才把现场警戒起来，但绑匪留下的一些线索到此时可能已经面目全非，甚至荡然无存。 另一件让西瓦可普上校伤脑筋的事，是他和林勃上校意见不合。作为全州警方的第一把手，他要求尽快缉捕凶犯归案。但作为父亲的另一位上校却坚持要保全儿子，查尔斯甚至不在乎凶犯逃出法网，他对警方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让小查理平安归来。争论的结果是西瓦可普上校让步，一切都按林勃上校的旨意行事。 3月2日，消息通过收音机和报纸传遍全国。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各地军警和民众自发行动起来，协助搜寻小林迪和绑匪。从新泽西州到纽约的所有桥梁和隧道都设立了关卡，纽约附近所有进出港的船只都必须靠岸接受检查。在后来的几天里，警方接到了数以万计的电话和各种形式的报告，有人声称看见小林迪和陌生人在一起，也有黑帮互相指责诬陷对方涉嫌此案。有一个人开着一辆新泽西州牌照的车去加利福尼亚，路上竟被警方迫停107次！ 与此同时，林勃庄园外，记者们用帐篷等支起了临时住所，因为霍普威尔镇上唯一的旅馆已经爆满。林勃庄园内，警方搬来了当时最先进的各种仪器，把车库变成了现场指挥部，起居室则是新闻发布会场，怀孕四个月的安妮还得不时让出主卧室供办案人员们开会。饭厅和楼道里摆放着大小不一的各式床垫睡袋，连楼梯上都坐满了人。20多架电话机不分白天黑夜地响，还有三名警员专管拆看信件，以寻找与案子有关的线索。 由于是林勃的案子，与新泽西州相邻的各州警署，如纽约、宾夕法尼亚等，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联邦调查局、联邦经济情报局、税务局和邮检局等政府机构也主动提供合作，但统统被西瓦可普上校谢绝了，他不希望别人c手他职权以内的事。 关于本案一开始有三种不同的看法。林勃上校认为此案系专业绑匪或黑帮所为，因为当时黑社会极为猖獗，涉及黑帮的绑架案多不胜数。但据西瓦可普上校的推断，作案人应是与职业绑匪或黑社会无关的本地人，其理由是，尽管5万美元在当时是一个不算小的数额，但职业绑匪或黑帮的赎金要价比这高得多。西瓦可普上校所在州警署的首席侦探凯顿中尉，则把目标对准林勃府和安妮娘家莫洛府内的上下人等，以及为林勃家修建新宅的工匠们。种种迹象表明，作案人应该是有内应的。比如说，绑匪知道因为孩子着凉，林勃一家没有如往常一样，在星期一早晨离开霍普威尔去英格坞安妮的娘家。 林勃上校严格限制向警方通报的信息以及警方的行动，他不想吓退了绑匪。林勃自己还组成了某种形式的委员会或核心小组，包括他本人、他的律师和好朋友亨利·布勒京里其、西瓦可普上校和后来曾竞选纽约州长的比尔·唐诺凡。四人小组首先在各地方报纸和某些全国性报纸的头版发布了一条关于小林迪饮食的消息。案发时孩子正在生病，他必须严格按照医生的要求进餐。 四人小组做的第二件事是通过秘密渠道与黑社会联系。在此之前曾有一宗绑架案，被一伙黑帮绑架的人质，百万家产继承人妮儿·多尼利，被另一伙黑帮救出，不但免去了赎金而且毫发无损。林勃希望他也能碰上这样的奇迹。很快，四人小组接到不少黑帮团伙开出的价码，但林勃上校的这一举动也受到许多宗教组织的谴责。更糟糕的是，他们激怒了绑匪。 3月4日，四人小组收到寄自纽约布鲁克林的第二封赎金索取信。和留在窗台上的第一封信一样，信是用蓝墨水笔写成，右下角有3个圆圈和3个孔的标志，而且其语言与拼写风格也与第一封信相同。根据信的内容判断，绑匪并非黑道人物。 亲爱的先生：我们曾警告过你不许张扬也不许报警，现在你必须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就是说，我们决定暂且不把孩子送还给你。在警方和报界平静下来之前，我们将不再与你打交道……我们本来只要5万美元，但现在看来我们需要再增加一个人照顾孩子。所以赎金的总额将增至7万美元。 3月5日，绑匪又寄来第三封信。除了重复第二封信的内容外，还说孩子被照顾得很好，按报纸上提供的食谱进食，等等。信中要求林勃物色一位中间人，通过他与绑匪联系。 72岁的约翰·f·康顿博士曾任纽约布郎克斯一所公立学校的校长兼体育教练，退休后仍每周两次在福德汉大学授课并经常给报纸投稿。3月8日，他写信给当地的一份小报《布郎克斯家乡新闻》，说他乐意做林勃与绑匪之间的中间人，并表示愿意出资1000美元加进赎金中。这封信发表在《布郎克斯家乡新闻》的头版。第二天，3月9日，康顿博士收到一封信，信封里有一张纸条和另一个信封。条子上说：书包 网 。 想百~万\小!说来
赫普曼有罪（4）
亲爱的先生：如果你乐意做林勃一案的中间人，请务必严格按我们的要求行动。亲自将这封信交给林勃先生，信中自会向他解释一切。此事不可告诉任何人。如果我们发现有人向媒体或警方泄密，所有的行动将被取消，交换计划将再次推迟。当你从林勃先生处拿到钱后，在《纽约美国人》报上登四个字：钱已备好。见字后我们将给你进一步的指示。别担心，我们不会要你的1000美元，你自己留着好了。 但一定要严格按吩咐办事。每天晚上6点至12点请务必在家里等候——我们将在这段时间与你联系。 条子的背面画了一张用于装赎金的盒子的草图，并标明盒子的尺寸为7x6x14英寸。 康顿博士后来说，他压根儿就没想到绑匪会读这么一张小报，更不曾想他们真的会挑中了他。康顿先打电话到林勃庄园，然后和一位朋友星夜赶往霍普威尔。经四人小组鉴定，这封信确实出自绑匪之手。为了躲过记者们的耳目，四人小组为康顿取了一个假名珈夫瑟，念起来很像他名字的缩写j·f·c。林勃上校让他的律师亨利·布勒京里其送康顿博士回布郎克斯，并住在康顿家里。 广告登出的同一天绑匪的电话就来了。康顿博士觉得对方听上去口音很重，像是德国人或斯堪的那维亚人。他还在背景中听到了意大利语。第二天晚上，一位出租车司机约塞夫·庇隆，给康顿博士送来一张字条。庇隆说有人拦下他的车给了他1美元让他送这张条，他记不清那人什么模样。条子要康顿到一个地址去取另一张条。 按照第二张字条的指示，康顿博士于3月12日夜晚来到林坪公墓正门，但他并没有带钱来。在大萧条时期，即便如查尔斯·林勃这样的大款，要筹到7万美元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办到的，他得卖掉他将近五分之一的股票。而且康顿博士认为，首先要拿到孩子还活着或孩子确实在这伙绑匪手里的证据才能付钱。康顿的朋友奥尔·瑞奇开车送他到林坪公墓时打趣他说：“他们今晚要是毙了你，埋起来倒省事。”康顿谢绝让瑞奇留下等他，自己一个人在大门口踱了好半天，才远远地瞧见有人朝他挥动着一条白手帕示意。来者自称“约翰”，说他只是绑匪中的一员。他同意寄一件孩子的衣服给康顿博士，以证明小林迪平安无事。为与自己的名字“约翰”相区别，康顿后来管那人叫“墓地约翰”。 3月16日，康顿博士收到小林迪的连衣裤。林勃上校乔装打扮亲自到康顿家鉴认，那确实是3月1日晚上查理睡觉时穿的。小衣服里还夹了一张纸条，指示珈夫瑟——康顿博士在赎金准备好后再登一条广告：“货收到，钱已备齐。”当时没有任何人想到要绑匪摁了小林迪的指纹寄来，与他在玩具上留下的指纹比较。后来的专家们认为这实在是一个严重的疏忽。 准备赎金花去了两个多星期。最初，林勃上校拒绝警方提出的记录钞票号码的建议，但财政部官员坚持要求必须这样做。赎金中的绝大部分使用了金圆券，这是一种可以兑换黄金的货币，它和相同面值的一般货币看上去几乎完全一样，只多一个黄色的圆形印记。当时联邦政府正逐步从民间回收金圆券，收银员收到金圆券后都交到银行，不会再作为零钱找补给顾客，所以这种货币在市面上越来越稀少。赎金中所有钞票的号码都互不相连。几位财政部工作人员和银行职员用了整整8小时记录全部纸币的号码，用小号字体打印成册后共57页。之后，25万份这样的号码册被秘密发送至全美各地每一家银行。 按“墓地约翰”所言，赎金分成两包，一包5万美元，其钞票的面值及数量与留在窗台上的第一封赎金信要求完全一样。另一包2万美元，因为绑匪没有提出具体的要求，所以警方在里面放进了更容易追踪的面值50美元的金圆券。 这期间，不时有一些行迹可疑的“推销员”找到康顿家，他们只敲康顿的门，而不去其他邻居家，显然是绑匪成员在监视珈夫瑟——康顿博士。林勃上校坚持不许警方调查这些“推销员”以免打草惊蛇。 又经过若干广告和邮件的交流，终于，在4月2日这天傍晚，林勃上校和亨利·布勒京里其开着奥尔·瑞奇的车从银行取出两包赎金来到康顿家里。7点45分，一位出租车司机给康顿博士送来一张纸条。康顿的女儿刚好回娘家串门，走到门口接了条子，她并不知道内情，所以没有记下出租车的牌照等线索。康顿和林勃立即带着赎金出发，由林勃开车，按条子上的地址找到一家花店，从一张桌子底下抽出另一张纸条，再根据上面的指示来到韦特摩街。 韦特摩街是一条僻静的泥泞小路，紧靠雷蒙德公墓南端。林勃把车停靠在街角处，康顿博士按绑匪字条的吩咐，下车穿过马路到街对面，然后顺着灯光昏暗的小路往前走。他一直走到公墓的尽头也没见一个人影，于是他又返身回到林勃停车的地方，隔着马路大声说：“这儿好像没有人。”就在此时，从康顿身后的墓地里传出一个声音：“嗨，博士，这儿，在这儿。” 康顿博士循声走进夜色朦胧的雷蒙德公墓，恍惚看见一个身影在墓碑间穿行。他跟着那个影子走了大约5分钟，忽听得灌木丛中传来一声“哈罗”，又是那位“墓地约翰”。康顿说他没有带钱，他需要一张字条说明孩子一切都好，而且在见到小林迪之前，他只能先付5万美元。这些话似乎并未引起“墓地约翰”的不快。15分钟以后，他拿着一张条子回来。康顿博士带着字条回到车里取了钱交给他。“墓地约翰”临走时告诉康顿，小林迪在一条叫做“尼利”的船上。他还交给康顿博士一个信封，说信里详细地说明了如何找到“尼利”。但他警告康顿要过了6小时才能看信。
赫普曼有罪（5）
康顿把“墓地约翰”的信交给了林勃上校。迫不及待的林勃等车刚开出一英里左右就把信拆开了。信上说“尼利”是一条28英尺长的小船，停泊在马萨诸塞州伊丽莎白岛海岸的马颈海滩和盖赫德之间。船上和小林迪在一起的两个人是无辜的，请不要为难她们。 第二天凌晨，在美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部队的鼎力协助下，林勃驾驶海军的水上飞机——一种可以停靠水面的飞机——从康涅狄格州桥港市的海军基地出发，与水面上数艘海岸警卫部队的舰艇一起，开始了整整两天的搜寻，但最终也没有找到那条或许根本不存在的小船“尼利”。 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第一次介入林勃幼童绑架案。他们一边找约翰·康顿博士谈话，一边派出大队人马搜查雷蒙德公墓，结果只在一块墓石上发现了一只脚印。虽然当时将这只脚印拍了照并印了胶泥模，但后来却没有作为物证提交法庭。 愤怒和失望并没有使查尔斯·林勃死心，他继续通过各种渠道企图再次与绑匪接触。更多的人自愿要求担当牵线搭桥的中间人，其中不乏德高望重的名人，也有乘人之危的骗子。 5月12日，绑架案后的第73天，林勃正在一条搜寻船上休息，他的助手们接到新泽西州警署署长诺曼·西瓦可普上校发来的加急电报。没有人拆开电报，但大家已经从收音机里听到了那条令人心碎的消息。助手们犹豫着谁也不愿意将电报送进林勃上校的舱房里。 那天下午3点15分，两名卡车司机，威廉·艾伦和奥维尔·华生，开车到霍普威尔送货。他们把车停在离林勃庄园约两英里处的普林斯顿…霍普威尔公路旁，威廉需要方便一下。天上下着细雨。威廉走进路边的树林，当弯腰钻过一枝低垂的树枝时，他看见地上有一个像骷髅一样的东西。威廉顺手捡起一根g拨开覆盖其上的树叶，只见一具已经腐烂的婴儿尸体脸朝下躺在一个浅浅的坟坑里，尸体用一块布毯包裹着，尸身上爬满了小虫子。威廉吓得赶紧跑回车里，和奥维尔一起赶到霍普威尔镇。他们在一个理发店找到了警员乔斯·威廉逊。 保姆蓓蒂和查尔斯·林勃先后确认了小林迪的遗骸。辨认的特征包括牙齿的数目、亚麻色的头发、两个叠在一起的脚趾、还有法兰绒内衣和n布等。第二天，林勃上校在警方的陪同下，将小尸体送到新泽西州临顿火葬场火化。此时距两名卡车司机发现尸体不到24小时。 因为警方指定的验尸官关节炎发作，那具小尸体只在火化前由一位殡仪馆主任草草地作了一下检查。 他发现孩子的颅骨上有四处裂痕和已经变质的血痂，由此推测查理死亡的原因应是头部受到重击而造成颅骨骨裂。根据尸体的腐烂程度判断，死亡时间很可能就是绑架案发生的当晚。估计当绑匪抱着小林迪从窗台上爬下来时，因木梯断裂孩子掉到了地上。警方认为作案人并非有意要加害于小林迪，这只是他们行动中的一个意外事故。 但不管怎么说，对林勃夫妇而言，结果都是一样。他们的希望彻底破灭了。警方也不再有任何顾忌，他们终于可以大张旗鼓地搜查绑匪，但可能为时已晚。 5月23日，新泽西州州长哈里·摩尔宣布，悬赏25万美元缉拿本案凶犯。赎金索取信的拷贝也发往各地警署和监狱，以与在押犯人的笔迹对照。警方还请来心理学专家达德利·肖菲尔德医生分析罪犯特征。肖菲尔德医生认为，绑匪系德国人，40岁左右，已婚，个子与身材和林勃上校相近，曾有犯罪前科，患精神分裂症，性多疑。他甚至推测在“墓地约翰”交给康顿博士的最后一封信中，执笔者曾下意识地写下了“岗赫路”的头几个字母，后来又改为“盖赫德”。“岗赫路”是当时纽约布郎克斯的一条主要街道。 在其后的两个月里，新泽西州警署首席侦探凯顿中尉率领警员们集中盘查林勃和莫洛庄园里的工作人员，重点怀疑对象一是查理的保姆蓓蒂，一是莫洛庄园的女佣微俄莉特。蓓蒂是最后一位看见小林迪活着的人。那天傍晚在孩子失踪之前，她的男朋友曾往林勃庄园给她打过电话。警方经反复查证，最后确定他俩是清白的。 微俄莉特的疑点在于她的说辞前后不一。1932年6月10日，警方打电话到莫洛府通知她去警署谈话。微俄莉特听说后立刻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我不去！我不去！”然后冲出屋外。等人们再看见她时，她已服氰化钾自尽。后来警方终于查明，微俄莉特惊恐的原因是她和她的男朋友涉足黑酒生意，与绑架案无关。这桩人命官司震惊了公众，美国和英国的报纸纷纷载文，要求惩罚将微俄莉特置于死地的凶手。 约翰·康顿博士也一度被列为警方的怀疑对象。一名找他谈话的警官一口咬定康顿和他的同伙私吞了赎金，然后编出“墓地约翰”的故事来蒙骗众人。实际上，康顿博士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了12万多美元的“差旅费”，先后到各地警署辨认了上百名嫌疑人和37万多张照片。 1932年8月16日，安妮生下了林勃家的第二个儿子乔。这个知名的家庭在收到无数祝福的同时，也接到不少威胁要绑架乔的恐吓信。 林勃幼童绑架案唯一的正面效应是促使国会通过了绑架案法，亦称林勃法。在小林迪遭绑架时，联邦调查局尚无权过问此案，因为没有证据证明绑匪已经离开新泽西州。按照林勃法，如果被绑架人质一周内还未返回，则可假定罪犯已跨越州界，联邦调查局即可出面参与破案。一年后，林勃法修正案进一步授权联邦调查局可在24小时后介入，而且一旦人质遭到伤害，罪犯将被处以极刑。
赫普曼有罪（6）
随着案情的发展，侦破工作的区域重点逐渐从新泽西州转入纽约，这是诺曼·西瓦可普上校所不希望看到的。一开始，他甚至拒绝向纽约警署提供赎金索取信样品等资料。 在赎金交付后的第三天，1932年4月5日，第一张20美元的赎金金圆券出现在曼哈顿上城区西部的东河储蓄银行。糟糕的是，这条消息第二天就被记者披露于报端。到1932年年底，先后共有2张20美元、4张10美元和21张5美元的赎金钞票出现在市面上，但究竟何人使用的这些钞票却始终是个谜。纽约警署主持此案的詹姆斯·棼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挂了一大张“作战地图”，每当出现一张赎金钞票，他便在地图的相应位置上摁一颗图钉。 1933年4月5日，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发布一道行政命令，作为应付大萧条时期通货膨胀的特殊经济对策之一，要求中央银行在同年5月1日之前回收市面上所有总额为100美元以上的金圆券、金币等可兑换黄金的现钞或债券。也就是说，5月1日以后，一次使用或兑换金圆券的总额不得超过100美元。这将迫使绑匪尽快出手赎金中的金圆券钞票。 在5月1日前的最后一个星期，50张10美元的赎金金圆券出现在位于曼哈顿的化学银行，还有50张10美元和50张5美元的被曼哈顿的制造业基金银行回收。但和以往一样，谁也不知道兑换这些金圆券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因为是在办理完兑换手续之后，才由专人将回收的金圆券逐张与赎金钞票的号码册查对，所以银行职员们在经手时并不知道哪些金圆券来自赎金。 5月1日，回收期限的最后一天，中央银行纽约分行一下子收到2980美元的赎金金圆券。兑换表格上填写的姓名为j·j·福克纳，而地址据后来查证是假的。但那位经办的银行职员还是没记住兑换人的模样。 在詹姆斯的“作战地图”上，赎金纸币使用的区域渐渐显露出来了。最密集的是曼哈顿上城区的雷克星顿路，以及德国人集居区约克维尔。詹姆斯亲自走访了每一位经手人、银行职员和商店收银员。大多数人不记得持币者的模样，而记得的人所描述的却相差无几：白人，中等个子，蓝眼睛，瘦削的脸型，高颧骨，尖下巴，穿深色上衣，戴软毡帽，帽檐压得很低。当时的著名漫画家简蒙·巴里曼根据这些描述和约翰·康顿博士的记忆，为该嫌疑人画了模拟像。 1933年11月26日，洛意斯·谢里丹影院票房的西西·芭小姐收到一张5美元的赎金金圆券。当时的电影票是55美分一张，影院一般很少收到金圆券。就在西西·芭迟疑的那一刻，一个浓厚的德国口音说：“怎么呢？这是金圆券。”接到西西·芭的报告后，詹姆斯·棼在开映之前赶到洛意斯·谢里丹影院，但直到电影散场，那个座位还是空的。 从1934年1月起，就再没有人见到过5美元的赎金纸币。这一年的6、7、8三个月，没有任何关于赎金钞票的报告。直至9月，10美元和20美元的又重新开始在曼哈顿和布郎克斯出现。 1934年9月15日，星期六，晚上10点左右，一辆1930年的深蓝色道奇轿车来到雷克星顿路和127道交界处的一家加油站，车主掏出一张10美元的金圆券付5加仑汽油钱共计98美分。加油站的工人瓦尔特·莱尔怕这张面值不算小的钞票是假币，便顺手把道奇的牌照号码写在了纸币边上——。 9月17日，布郎克斯的科恩交易银行将这张钞票连同另一张10美元的赎金金圆券一起交到了纽约警署。 詹姆斯·棼马上通过纽约市机动车辆管理处查到，深蓝色道奇轿车的车主名叫布鲁诺·理查德·赫普曼，男，35岁，木匠，生于德国，无犯罪记录。赫普曼的家庭地址是布郎克斯东222道1279号，离约翰·康顿博士与“墓地约翰”第一次见面的林坪公墓仅隔六个街区。房子坐落在222道和一条步行小路尼旦巷相交的街角处，赫普曼和他的妻子安娜及九个月大的儿子租住二楼，另有两家人合住一楼。 9月18日这一天，60多名便衣警探从早到晚在赫普曼家附近转悠。他们将要逮捕布鲁诺·赫普曼，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但在行动之前，警方想搞清楚赫普曼是否携带枪支等武器。 第二天，9月19日，星期三，早晨8点15分，赫普曼从房子里走出来。他看上去确实有点像简蒙·巴里曼所画的嫌疑人，亚麻色的头发上扣一顶软毡帽，体重大约180磅左右。赫普曼穿过尼旦巷，从对过的车库里开出那辆深蓝色道奇，三辆黑色轿车立即紧紧尾随。行至东萃孟街附近，当深蓝色道奇跟在一辆笨重的清洁车后面缓缓行驶时，警探们跳出黑色轿车，将深蓝色道奇团团围定。 据说当时布鲁诺·赫普曼的反应，只是怔怔地看着几位警探，然后按照他们的吩咐，机械地将道奇车驶到路边，停靠、熄火。警探们没有从赫普曼的身上和车里搜出枪支，但却在他的皮夹子里找到又一张20美元的赎金金圆券。在警探们的再三追问下，被这一系列突发事变搞得惊慌失措的赫普曼语无伦次，怎么也讲不清楚这张钞票的来历，这更使警方相信他们抓对了人。 作家诺尔·贝恩在其所著《林勃绑架案》一书中指出，就当时的情形而言，布鲁诺·赫普曼唯一的疑点就是用了一张赎金纸币，但这并不构成犯罪。詹姆斯·棼和警方其他办案人员后来承认，在拘捕赫普曼时，“他们已经认定赫普曼犯有绑架杀人罪”，所以他们接下来的工作并不是试图确定赫普曼是无辜还是有罪，而是如何证明他有罪。
赫普曼有罪（7）
毕竟，这件万众瞩目曝光率极高的案子已历经两年有余，而且随着赎金钞票的越花越少，破案的希望也愈加渺茫，警方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然而，不少人担心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布鲁诺·赫普曼可能会被公正对待并得到公正的裁决吗？ 赫普曼被带回家中，十几名警探正在那里翻箱倒柜地搜查。安娜流着眼泪问丈夫发生了什么事，赫普曼安慰她说没什么，大概是为了前几天赌博的事。办
第 1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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