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6 部分
美国8大名案 作者:肉书屋
第 26 部分
快捷c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咬定，“因为我们夸奖了她的发式使她很开心，后来又给了她超额的小费。”结果餐厅经理说他们在7月份根本没有俄罗斯小姐，他甚至还拿出了工资名单作证。当侦探们将这个消息告诉娴泰时，她不假思索地说：“警察捣了鬼。他们不让她和你们见面。” 再比如有一位咖啡店的墨西哥小姐叫露依莎，“我们每次去都是她接待。7月5日那天我们要了咖啡和苹果派。她肯定记得，她认识我们。”没错，是有露依莎这么一个人，她也记得娴泰和肯尼。“但星期天我们从来不开门，从来不！”咖啡店经理为露依莎作证道。 如此折腾了一年之久，竟找不到一个证人来为1998年7月5日那天娴泰和肯尼的行踪作证。莱思·莱文说，直到此时他才相信，娴泰讲的每一句话都是谎言。 1999年12月，预审开庭前几天，突然有个自称是皇宫大酒店的调酒师找上门来，说他在头年7月5日下午看见过娴泰和肯尼。律师们当场为他录了像，但后来并没有提交法庭，因为此人的证词纰漏太多。他对18个月前发生的事情所提供的一些非常详尽的细节，不免令人对其超常的记忆力产生怀疑。更令人生疑的是，就在这位证人露面之前，有一个年轻的女人曾经找到律师们的办公室，交给他们一张娴泰亲笔写的条子，要他们付给来人200美元。律师们就此事追问娴泰时，她东拉西扯，颠三倒四，末了也没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娴泰的律师们甚至不愿意让公诉方知道这件事，因为那位“证人”如果出庭，肯定会在交叉取证时露出马脚，使被告方弄巧成拙。 娴泰和肯尼还写下一长串“熟人和朋友”的电话号码和地址，说他们也能在某些问题上为娴泰两人作证。但等到律师和侦探们照着号码拨过去时，好多人一听是关于娴泰的事，马上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娴泰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女人，她总是希望她周围的人都围着她团团转。她可以一天给律师打十几次电话，每次几十分钟甚至几小时，以至引起监狱中其他犯人的不满，狱方只得禁止她使用电话数日，以示惩罚。她也从不分白天黑夜，节日周末，如果哪天晚上她失眠，那她的律师们就活该倒霉。后来律师们不得不以辞职相威胁，重新和她约法三章。 娴泰也是一个主观武断自作聪明却毫无自知之明的人，她一贯的作派就是要别人都听她的，对她的辩护小组也不例外。她经常驳回律师们的种种建议，有几次连肯尼都站到了她的对立面。但只要是娴泰认准的事，谁也休想改变她。 一般来讲，在一场官司中，委托人只需要对以下的问题作出决定：一、是否承认“有罪”；二、是让陪审团裁决，还是免去陪审团，由法官一人断案；三、是否出庭作证，并且在没有律师帮助的情况下，独立接受公诉方的交叉取证。其他策略性的问题和辩护技巧等等则应留给律师。 随着开庭日期越来越近，而被告方仍未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娴泰不顾律师们的再三劝阻，一定要向新闻界讲她的“故事”。理由是，如果她不站出来说话，人们知道的就只是警方的一面之词。律师们已经听了太多娴泰的“故事”，知道她会说些什么，也知道最后将是什么结果。后来双方总算达成协议，如果娴泰一定要对公众“亮相”，每次采访都必须有她的律师或侦探在场，以防止娴泰过分地胡说八道，或不知天高地厚地回答一些记者提出的带有圈套的问题，而被公诉方抓了辫子去。 比如，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访谈节目《60分钟》的采访中，当主持人问娴泰为什么有几个不同的生日时，在场的侦探莱思·莱文马上替娴泰回答说：“有的人有不止一个社会安全号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罪犯。”主持人又对二位凯梅斯说：“看来你们俩的麻烦不小呵。”肯尼回答道：“其实我们也不愿意这样。”主持人马上追问：“怎么会弄到这种地步的呢？”律师们立即指示娴泰和肯尼不要回答这个问题。在采访接近尾声时，主持人对肯尼说：“我看了你在大学里的成绩，别的科目都差不多是b和c，倒是戏剧表演得了一个a。”一位律师忙叫道：“打住，打住，你不能问这样的问题。”英国国际电视网络公司独家采访娴泰母子后付给他们7000美元。娴泰请节目制作人用这笔钱为她和肯尼买了几套衣服。她特别关照在订购衣服之后，让店方把她衣服上标明尺寸的“16号”标签统统换成“12号”。后来娴泰和肯尼就是穿着这些衣服上《60分钟》节目和出庭的。 娴泰特别腻味被捕后警方为她拍的照片，她希望在开庭之前重新照一张。狱方派人为她做了头发，还根据她“不要看上去像监狱”的要求，特地将摄影师请到12层的图书馆。摄影师带去了化妆品、梳子、眼镜、围巾、手套及一些小的道具装饰品。临走时，娴泰旧病复发，企图顺手偷走化妆品和围巾，被狱方发现后记大过一次。 1999年12月8日，本案预审在位于纽约唐人街中心圣特雷路100号的刑事法庭大楼开庭，讨论被告方提出的一项动议，关于不予在法庭辩论中引用娴泰和肯尼在刚被捕时说的某些“言不由衷”的话。可能是监狱的饭菜不合口味，娴泰看上去瘦了一大圈。七天的听证共有18位联邦调查局和纽约警署的执法人员出庭作证，最后，法官同意从记录中删除娴泰对警方说的几段话，例如，她曾经做过助理律师，她懂得她的权利；再如，假如允许她事先征求律师的意见，她也许可以向警方提供有关伊琳·苏尔曼的线索；以及肯尼对办案人员否认他有车等言论。这就是说，在联邦调查局和纽约警署的这些证人出庭时，他们不可以引用娴泰和肯尼说过的这些话，公诉方也不可以利用这些言论攻击被告。书包 网 。 想百~万\小!说来
谎言织就的梦（20）
2000年1月27日，开始审查挑选陪审团成员。首先从近1000名候选人中用小组筛选法挑出100名左右，再逐一进行评议。被告方请来了资深犯罪心理学家亚瑟·威德博士作为顾问，他建议被告方尽可能挑选蓝领阶层，如出租车司机、卡车司机、建筑工人和门卫等，因为“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我们不一样”。娴泰则希望最好是清一色的黑人和南美族裔，“他们比较富于同情心”。在她的辩护律师中，麦可·哈迪和霍赛·慕尼茨就分别是黑人和南美人。 法官冉娜·乌维勒首先对诸位候选人解释了娴泰与肯尼被指控的罪名，讲述了伊琳·苏尔曼的失踪，然后指出，本案没有尸体、没有dna、没有血迹、没有目击者、没有现场证据，是一个完完全全建立在间接证据或旁证上的案子。 “旁证并不比直接证据好，也不比直接证据差。没有尸体并不意味着没有谋杀。只要有足够有力的证据，即使没有尸体，你们也可以裁定谋杀罪……如果你坚持认为只有尸体才能证明谋杀，没问题，你可以保留你的观点，但是你不能进入这个陪审团。” 乌维勒法官没有提到的是，在此之前，纽约州有过两起，全美国已有十几起没有尸体，但被告最后被判谋杀罪的案例。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根据西方国家司法界的传统观念，没有尸体则不能证明被害人已经死亡，这样的案例一般只能按失踪处理。 陪审团候选人要回答的问题包括，他们是否认识任何一位被告、律师或可能出庭的证人；在此之前他们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对本案的了解，是否会影响他们能否仅仅根据法庭提供的证据作出裁决；是否有语言或理解上的障碍，等等。 经过两个星期的筛选评定，组成了八女四男共12人的陪审团，其中有：公立学校助理厨师、电话公司技术员、图书管理员、股票经纪人、民政部工作人员、教师、律师事务所秘书、建筑工人、推销员、两名邮递员，和一位有经济学学位的妇女。按照惯例，第一位入选陪审团的成员为陪审长。此外还有六名候补陪审员。 2000年2月14日，对娴泰·凯梅斯和肯尼·凯梅斯的审判正式开庭。首席公诉人康妮·佛南达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了她长达3小时的发言。 “现在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两名被贪婪和狂妄泯灭了良知和人性的罪犯。从加利福尼亚到拉斯维加斯，从佛罗里达到纽约，警方循着他们邪恶的踪迹一直追到苏尔曼大厦，在那里，他们杀害了伊琳·苏尔曼。等你们看到和听到我们即将呈交给法庭的证据和证词，你们将会得出唯一而简单的结论：伊琳·苏尔曼已经不在人世，是这两名被告杀害了她，因为她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非得把她除掉不可。而且只要人们找不到她的尸体，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掠夺盗窃她的财产——那座价值数百万的苏尔曼大厦。” 康妮接下去告诉陪审团，早在杀人藏尸之前很久，娴泰和肯尼就已开始精心策划如何把苏尔曼大厦据为己有。康妮提到娴泰用过的20多个别名和化名，她打给产权鉴定公司查询苏尔曼大厦有关资料的电话，以及乔装成苏尔曼夫人以骗取公证员在一张伪造的契约上盖章，那张契约将苏尔曼大厦转让给娴泰控制下的一家海外公司。康妮还提到，娴泰、肯尼如何利用苏尔曼大厦的月租收据练习伪造伊琳的签名，并试图用谎言从一位苏尔曼大厦的工作人员凡列莉·麦勒奥那里获取伊琳·苏尔曼的社会安全号码。康妮指出，根据娴泰的笔记，二位凯梅斯已经知道了苏尔曼夫人准备将他们赶走。康妮说，伊琳·苏尔曼是一位善于察言观色，曾在商场上摸爬滚打数十载的精明的女商人，她能够准确地判断她周围的人和事。当她得知肯尼在苏尔曼大厦里四处查看，发现肯尼在经过保安摄像探头时总是把头扭开或以手掩面，她就对他产生了怀疑。康妮提醒陪审团成员不要忘了，当肯尼被捕时，警方从他身上搜出了两大串苏尔曼夫人的钥匙。 “伊琳·苏尔曼绝对不可能把苏尔曼大厦的钥匙交给一个外人，特别是一个她认为可疑的人。肯尼要得到这些钥匙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从苏尔曼夫人身上强行夺取。” 康妮还提醒大家一个事实，在过去的15年里，伊琳·苏尔曼从未在苏尔曼大厦外度过一夜。当康妮列举出十几位将要出庭的证人时，肯尼的脸色变白了，总是不停地在纸上写着什么的娴泰也停下了笔，而且神色凝重。 被告方代表娴泰的麦可·哈迪首先致开场白。他强调：“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谋杀的假说……公诉方有很多的推断和猜测，但他们找不到一个证人来证明那些强加在娴泰母子头上的罪名。没有尸体就是没有尸体。”麦可说，无力破案的警方把娴泰和肯尼抓来当替罪羊，因为“他们是外地人”。“这场审判就如同古代条顿族实施的‘神裁法’，把嫌疑者的手放进的油锅里由神裁决，如果那双手仍然完好无损则定为无罪。” 代表肯尼的迈尔·沙其接着说，这桩案子就好比是筑室于沙上，因为没有牢固的基础——尸体，房子再漂亮最后也还是会被推倒的。 两位被告律师唯一没有提到的就是那些证据：化名、手枪、电子枪、假发、装在伊琳·苏尔曼电话上的窃听器、伪造的契约、伊琳已故丈夫沙缪尔·苏尔曼的护照、伊琳·苏尔曼的护照和社会安全卡、苏尔曼大厦的钥匙，等等，等等。
谎言织就的梦（21）
在接下来的12个星期43天里，公诉方向法庭展示了425件物证，包括上千页各类原始文件和一万多页复印件，传唤了一共129名证人。 伊琳·苏尔曼的副手蒙奇·梅乐斯连续三天出庭。他证明苏尔曼夫人从不独自离开苏尔曼大厦，而且从不把钥匙交给任何人，包括大厦工作人员。伊琳所有的衣服上都有特制的大口袋，装着她的老花镜、手绢和钥匙，这三件东西从不离身，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因为眼神不济，她的钥匙上都用红色指甲油做了记号，找起来比较方便。 罗蒙·卡沙尔，苏尔曼大厦20多年的总管作证说，当苏尔曼夫人失踪以后，她的钥匙和红框老花镜也不翼而飞。 静·勃格是娴泰在佛罗里达的朋友。她告诉法庭，1998年5月，她和丈夫准备到巴哈马度假之前，娴泰托她去那里一位药剂师的药房“为一位82岁的老太太”买药。据娴泰讲，这种药在美国买不到。后来勃格夫妇因故取消了那趟旅游，娴泰说没关系，她自己会给那位药剂师打电话订购。那瓶药就是警方在林肯车里搜到的粉红色的麻醉剂或蒙汗药。警方在调查中还发现，娴泰也曾经在同一家药房给肯·凯梅斯买过几种不同的安眠药。 纽约警署紧急行动处警官兼电子枪技术员在证人席上说，娴泰和肯尼在佛罗里达购买的电子枪的电压为20万伏特，如果与人体接触5秒钟便会造成头痛、晕眩、昏迷及大脑损伤。如果长于5秒钟则会使人虚脱。他还说，警方曾使用过的同类产品的电压是5万伏特。 为公诉方出庭的其他证人有： 赫舍·安东尼奥·阿尔法利，娴泰和肯尼的司机兼清洁工。 唐·奥其和诺莉·斯韦尼，被娴泰和肯尼请到苏尔曼大厦1b房间的两位公证人。 思坦利·帕得逊，卖给娴泰和肯尼枪支的原拉斯维加斯建筑工程师。 娜萘蒂·维柯斯基，娴泰一手栽培的私人公证员。 弗兰克·麦卡林，拉斯维加斯流浪汉，娴泰用他的名字为吉隆尼摩路的房产投保后两周即发生火灾。 爱尔华·希克莱俐，伊琳·苏尔曼的朋友，服装设计师。 桑妮娅·芭普蒂丝，巴哈马群岛一家海外投资银行的业务助理，娴泰在该行开设过投资账户。 海伦·潘多拉基，伊琳·苏尔曼的朋友，1998年独立节期间正在生病，伊琳失踪那天上午曾打电话问候她的病情。 杰夫·费格，伊琳·苏尔曼的房地产管理人。 麦克司·休尔、朱迪·海曼和真正的墨尼·盖林，娴泰和肯尼在佛罗里达“马球俱乐部”公寓的邻居。二位凯梅斯盗窃了他们的信用卡、驾驶执照等身份证件，并非法使用他们的个人资料行骗。 凡列莉·麦勒奥，苏尔曼大厦主管，娴泰和肯尼曾试图向她骗取伊琳·苏尔曼的社会安全号码。 蔡章，伊琳·苏尔曼的朋友，马来西亚裔服装设计师。 阿兰赛丽·列微拉，伊琳·苏尔曼失踪之日在苏尔曼大厦的唯一工作人员。 卡珞·翰莘，伊琳·苏尔曼的朋友，画家兼记者。 彼得·雅各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制作人，1998年独立节期间，除“墨尼·盖林”——肯尼外，留在苏尔曼大厦的唯一房客。 鲁迪·瓦卡，伊琳·苏尔曼的朋友，苏尔曼大厦食品供应商。 公诉方传唤的证人还有，联邦调查局和纽约警署的办案人员、参与本案的其他执法人员、笔迹和文件鉴定专家、毒品学家、心理医生、苏尔曼大厦的其他员工和房客、伊琳·苏尔曼的医生和其他朋友、娴泰和肯尼的朋友、肯尼的前女友，以及来自产权鉴定公司、房地产估价公司、房地产发展公司、保险公司、银行、信用卡公司、电话公司、社会安全卡管理局、税务局、宾馆、餐厅、停车场等等的证人。 娴泰的笔记本，特别是有关伊琳·苏尔曼的最后两本，于本案至关重要。在解释了笔记中的缩写和暗语后，公诉方向陪审团选读了其中部分内容，包括娴泰写下的她和肯尼准备要购买的武器：电棒、匕首、喷雾器等，要看的录影带：《死亡的耳语》等，要读的书：《伪造文件和其他犯罪》《如何制作消声器》等。在1998年6月14日肯尼搬进苏尔曼大厦那天，娴泰写下：“换锁/产权/随时准备打包离开。”尔后她又写下了诸如：“伊琳的作息时间？”“楼内有无其他出口？”以及纽约市房产税要点、大厦内的各员工及其日常工作安排、给思坦利·帕得逊的指示等等。 以下是笔记中的一段： 她的房间有无报警器？安全装置？bp机？弄张空白支票？我是谁？问：“我能与你合影吗？”谁是沙缪尔·苏尔曼？谁是她的朋友？她爱喝酒吗？把收据上的每月6000美元改为每6个月6000美元/查看各个房间/问她能否兑现支票/想法到各家串门/弄到钥匙/地下室？阁楼/紧急出口/设法弄到一张支票/我们和她相隔一墙吗？设法弄到她的签名/“能写下你的名字吗？”/所有的东西都装进林肯/到新泽西的路线？/彩色复印社会安全卡/买垃圾袋/卷纸巾/塑料淋浴帘/消毒剂/手套/笤帚和拖把/我们的信转到？？？/复印社会安全号一览表/开杰夫·费格账户/练习签字/打印契约/钥匙/拿走护照/拿走社会安全卡，复印/调查科比基金会/谁是律师？官员？/她有什么病吗？/她的房间有无其他出口？/爱看电影吗？/最喜欢什么？/何时睡觉？/起床？/有无朋友住在这里？/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最喜欢的花？/委托授权书/担保书/诺莉·斯韦尼——8∶30先在宾馆见面/签字/复印/轮式旅行箱/有人不喜欢她吗？谁？/她对谁不好？/物色一名亲信，在她进我房间以前给我通风报信？/把收据改成16000美元/改租房合同/林肯停在附近 。。
谎言织就的梦（22）
最令人难忘的是：陪审团听到伊琳·苏尔曼本人的声音。第44号物证是娴泰和肯尼偷录的一段电话录音。在给伊琳打这通电话之前，娴泰事先在笔记本上草拟了要说的话。她冒充拉斯维加斯某赌场的业务代表，试图骗取伊琳·苏尔曼的社会安全号。 “您坐稳当了，我要给您一个巨大的惊喜。”娴泰的声音。 “我坐得很稳当。”伊琳·苏尔曼说。 “您赢了一个完全免费的到拉斯维加斯的四天假期，包括往返机票、星级宾馆、免费饮食和1000美元赌资……” “告诉我这是一场什么样的骗局。” “绝对不是骗局。这是我们新近推出的一项促销活动，完全靠抽签来决定赢家。我们非常希望您能光临，但您必须尽快作出决定，如果您不能在两个月内安排这次假期，就算您自动放弃……现在请允许我再耽误您两分钟的时间问几个小问题。您开车吗？” “不开。” “那您的社会安全号码是……？” “我不记得。你把资料都寄给我，如果我觉得不错，再给你社会安全号。” 2000年5月4日，公诉方宣布听证结束。 被告方的听证只用了一天，因为他们只有一个证人——笔迹鉴定专家马克·丹彼克斯。他的证词，总的来说，只是反驳公诉方证人、笔迹鉴定专家约翰·奥斯波恩的某些观点。马克认为，笔迹鉴定、严格地讲，并不是一门科学，因为它没有确切的依据，其基本方法只是比较对照，所以没有人能肯定地说，娴泰或肯尼就一定是那十几本笔记的作者。至于约翰·奥斯波恩所证明的，在转让契约和委托授权书等文件上，伊琳·苏尔曼的签名并非真迹，马克未加任何评论。 被告方律师正要起身告诉法官和陪审团听证结束，娴泰突然c言说，她要到证人席上作证。“只有我才能向陪审团证明我们的无辜和清白。”被告方请求暂时休庭，让他们与娴泰谈谈。 律师们知道娴泰准备要说什么，她已事先写好了约2000字的稿子，又是一篇故事新编。说她早就与伊琳·苏尔曼相识。1997年，伊琳私下里对她说钱快花光了，想卖掉这幢公寓后躲到什么地方去隐居养老享清闲，托娴泰替她寻找买主。由于某种原因，伊琳不希望这桩买卖公开。娴泰的朋友和会计师亚伦·卢梭表示对苏尔曼大厦有兴趣，请娴泰出面帮助他调查产权等资料，并派她来纽约与伊琳秘密接洽。亚伦用朋友墨尼·盖林的名字为娴泰租下了1b房间，伊琳经常趁早晨或晚上无人之时来1b与娴泰商谈有关事宜。两位公证人在1b房间见到的确实是伊琳·苏尔曼本人。转让契约办好后，伊琳把一些东西，包括证件、钥匙等等交给了娴泰，然后携巨款隐居而去。没有人加害于她，也没有人知道她的去向。思坦利·帕得逊是亚伦·卢梭派来接手苏尔曼大厦的。伊琳·苏尔曼失踪后，警方破案无门便栽赃娴泰母子，所有的证据都是警方安排的，100多个证人全是假的。 被告律师与他们的委托人在一间会议室里商谈了两个多小时。娴泰固执己见，对律师们的劝告充耳不闻，坚信她那篇破绽百出的故事能够打动说服陪审团。肯尼急了，他流着眼泪恳求母亲说：“他们说的对，妈妈，如果你出庭作证我们就死定了。我们会输得很难看，我这一辈子就算彻底毁了。”这位二十几岁的毛孩子仍天真地相信，没有尸体就判不了他们的罪。但娴泰不为所动：“宝贝儿，我知道该怎么办。” 律师们只得再换一个角度。麦可·哈迪语重心长地对娴泰说：“你知道，一旦站到了证人席上，你就是孤军奋战，我们谁也帮不了你。你觉得你有把握自己对付公诉方那些交叉取证的问题吗？” 娴泰不语。 霍赛·慕尼茨c话道：“这是一场旁证审理，他们可以向你提任何问题。你想没想过，假如他们提到十年前那桩奴役案会是什么结果？别忘了，陪审团里只有三位白人，其他全是黑人和南美人。” 麦可继续说：“要不我们演习一下交叉取证试试。我们每个人问你一个问题。” 霍赛第一个提问。娴泰听了他的问题就傻了，嗫嚅半晌，然后转向其他律师说：“我该怎么回答？” 下午2点20分，当被告一行回到法庭时，肯尼的脸上带着微笑。霍赛·慕尼茨起身道：“法官大人，我们的委托人请求讲几句话。” “她决定不再作证，是吗？”冉娜·乌维勒法官问。 “我不是很清楚。”霍赛耸耸肩。 “法官大人，我只是想……我希望我有权问一个问题。”娴泰开始说。 “你可以问，但我不一定回答。” “这是一起冤案。我请求您允许电视直播，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相。” “你的律师曾经提过类似的请求，但已被否决了。” “那我请求向媒体发表讲话。” “你得通过律师提出正式申请。” 娴泰还是不依不饶地继续纠缠。法官冉娜制止她说：“谢谢你，凯梅斯女士，你可以坐下了。” “不！我不会坐下，我要作证。我是这个孩子的母亲。我们是冤枉的。让我到证人席上作证！” “你可以作证。” “但是我害怕。害怕你，害怕这个司法系统，害怕流言蜚语，害怕媒介灌输给公众的那些谎言。”娴泰的声音越来越高。
谎言织就的梦（23）
“请你坐下！”乌维勒法官厉声道。 娴泰已变得歇斯底里。她转向挤得水泄不通的旁听席：“这是一个公正的所在吗？我们没有罪，我们是无辜的。看在上帝的份上，救救我们吧！”她抽泣着，声音哽咽。一名法警过来将她按在座位上。 “凯梅斯女士，”法官冉娜·乌维勒正色道，“请你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然我将把你逐出本庭。你必须和这里所有的人一样遵守本庭的规章。所以请你听好了，如果再发生如此咆哮公堂的事件，你将会被驱逐出庭，而本案将在你缺席的情况下继续审理。” 从5月8日到12日，双方的收场白或总结性发言持续了整整一周。代表娴泰的麦可·哈迪在发言中重申了他的“替罪羊”理论，指责警方没有做彻底的调查，没有追查其他可能的作案人，特别是苏尔曼大厦的员工和科比基金会。科比基金会是伊琳·苏尔曼为纪念她的母亲而设立的，其宗旨是挽救和弘扬濒于绝迹的手工针线和刺绣艺术。伊琳·苏尔曼在其遗嘱中将她财产的大部分捐赠给该基金会。麦可还从被告方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警方在林肯轿车、1b房间和黑色提包里收集到的物证，“无非是些日常用品”。至于枪支，麦可说，在这个国家，携带枪支的人比比皆是，但你并不能因此就指控他们是杀人犯。“我相信，你们在思坦利·帕得逊的家里会看到更多的枪支。”麦可·哈迪最后提醒陪审团成员，不可让对伊琳·苏尔曼的同情左右了本案的裁决。 迈尔·沙其则侧重于质疑某些证人的可信度。他再次提到“筑室沙上”的比喻。最后委婉地为他的委托人肯尼讲了一句话：“请对这位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公平一点。毕竟在他的生活中，他很难作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由于娴泰不顾律师们的多次提议，一定要把肯尼与自己绑在一起作为“联合被告”受审，所以迈尔在发言中不便过多地指责娴泰，从而为肯尼争取较好的结果。 公诉方的两名女将，安娜·冬妮立和康妮·佛南达，利用这最后的机会重新浏览和回顾了所有的物证和证词，告诉陪审团要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从这些如山的铁证中作出自己的裁决。最后，康妮复述了一遍警方和公诉方重组的案情经过：“他们扼住她的脖子，使她窒息而死。他们包裹好尸体，塞进林肯车的后厢，然后运到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地方扔掉。他们夺走了如同她身体一部分的私人钥匙，洗劫了她的房间，抢走了她的个人物品。当娴泰和肯尼被捕时，这些属于伊琳·苏尔曼的东西就在他们身上，而几小时之前，有人还看见伊琳活着……不要因为没有尸体就让这两个被告溜之大吉逃之夭夭。正因为没人能找到被害者的尸骨，更说明了作案人的凶险狡诈诡计多端。对他们来讲，伊琳·苏尔曼不过是件东西，一个必须拔掉的眼中钉，一块必须搬掉的绊脚石。但是对她的朋友们而言，就在她失踪的前一天，7月4日晚上，伊琳·苏尔曼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5月15日，星期一，12名陪审员逐一经过被告席走进审议室，在他们的身后大门关上了。40分钟后，陪审长送出第一张给法官的条子，陪审团成员需要一张苏尔曼大厦一楼的平面图，以确定伊琳·苏尔曼的1a办公套房和肯尼租住的1b房间的相关位置。在以后的几天里，条子源源不断地送出。陪审团还索取了伪造的契约，笔记本，以及警方在苏尔曼大厦内拍摄的照片等等。在讨论窃听罪时，两名陪审员要求法庭证明娴泰和肯尼确实拥有窃听装置，而且那些窃听磁带确实存在，尽管在法庭上播放过某些段落。陪审员们承认，有的要求只是出于好奇，“一直听人说起，所以总想看看。”他们还多次要求冉娜·乌维勒法官向他们详细解释有关法律条款，或请法庭文书重念某段证词。 就肯尼到底算不算他母亲的受害者这个问题，陪审团作了长时间的讨论。“他这么年轻，生活才刚刚开始。他有一个非常霸道的母亲。”但另一方面，尽管并非主谋，肯尼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位年轻的陪审员指出：“我和他同龄，我对他的处境深表同情。但他毕竟不是孩子，应该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在整个庭审的过程中，肯尼的脸上总是一副无辜的表情。但当有人切中他们的要害时，几位陪审员注意到，肯尼会用充满仇恨的目光恶狠狠地盯着证人。“他的眼神告诉我，他完全有可能杀人。”一位陪审员说。 至于1998年7月5日，从上午11点26分到下午2点24分，即娴泰的手机关机的那三个小时空隙，陪审团认为，娴泰和肯尼完全有可能在这段时间里杀了伊琳·苏尔曼，收拾现场，开车到新泽西州某处扔掉尸体，再返回曼哈顿。他们还认为，如果那天阿兰赛丽·列微拉碰巧在不合适的时候来到一楼，或被娴泰和肯尼撞见，她也有可能会惨遭毒手。这一点，与纽约警署专案组的约瑟夫·雷兹尼克在办案过程中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 陪审团在审议开始之前一致同意，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对起诉书上列举的罪行逐项进行裁决。娴泰被指控的罪行包括：杀人罪3项、非法持枪罪4项、伪造罪16项、窃听罪29项，还有抢劫罪、盗窃罪、策划y谋罪、非法侵占巨额财产未遂罪、非法拥有盗窃物品罪和非法拥有伪造文件罪各1项，共计58款。肯尼被指控的罪行与娴泰相似，但有17项伪造罪和2项非法拥有伪造文件罪，共计60款。每次表决之前总有人问：“这次是谁？”如果是娴泰，有的陪审员会高举双手，以示对她应罪加一等，加倍惩罚。
谎言织就的梦（24）
5月18日午后，陪审团终于就起诉书上对娴泰和肯尼的一共118项指控一一作出了裁决。 下午2点，法庭内外已是人山人海。2点45分，当两位凯梅斯被带到被告席上就座时，肯尼尚能保持镇静，娴泰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她的头不时神经质地晃来晃去，焦虑但仍带凶光的眼神就像一只等待着被屠宰的惊恐万状的笼中野兽，她不停地问身边的霍赛·慕尼茨：“我们输定了，是吗？”“他们会裁决我们有罪，是吗？” 2点54分，法警打开审议室的大门，12名陪审团成员鱼贯而出。一时间，法庭内所有的目光全都聚集到了他们身上。众人试图从陪审员们的举止表情猜出两名被告的命运。 待他们在陪审席上坐定，法官冉娜·乌维勒关照了陪审长几句话后，法庭文书问道：“陪审长女士，请问陪审团是否已作出了裁决？” “是。” “起诉书第一款，指控被告娴泰·凯梅斯二级（故意）杀人，裁决有罪或无罪？” “有罪。” “起诉书第二款，指控被告娴泰·凯梅斯抢劫杀人，裁决有罪或无罪？” “有罪。” “起诉书第三款，指控被告娴泰·凯梅斯盗窃杀人，裁决有罪或无罪？” “有罪。” “窃听？”“伪造？”“非法持枪？”“非法拥有盗窃物品？”…… “有罪。”“有罪。”“有罪。”“有罪。”…… 20分钟里，陪审长一连说了118个“有罪”，娴泰58个，肯尼60个。因为警方没有找到伊琳·苏尔曼的尸体，公诉方不可能以一级或预谋杀人罪起诉两名罪犯。 娴泰完全吓瘫了。她双目紧闭，头靠在霍赛·慕尼茨的肩上。法警来到她身后，她竟半天站不起来。 当肯尼被法警带走时，他平静地对娴泰说：“妈妈，我爱你。别着急，这事还没完。”他是指他们还会上诉。 2000年6月27日，本案的两名被告数罪并罚，娴泰·凯梅斯被判刑127年零8个月，肯尼·凯梅斯被判刑130年。 在宣布判决之前，法官冉娜·乌维勒在法庭上说：“在我多年的法官生涯中，不管被告犯的是什么样的罪，对我来讲，判刑从来都是一项艰难甚至痛苦的职责。但是今天我要说，我不感到痛苦。” 2002年，娴泰和肯尼被引渡到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他们将在这里接受达威·卡兹丁谋杀案的审判。 本书收集的案例都曾在美国社会轰动一时。其中不乏犯罪学、法医学和刑侦学的经典，也有为法学界人士广为传颂的法庭辩论的精华，更有奇案、悬案和历时数载乃至数十载的疑难案。 这不是侦探小说，也不是恐怖电影，既没有作者安排的曲折，也没有读者企盼的圆满，其引人入胜之处只在于——真实。
第 26 部分
欲望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