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 作者:未知

    毛泽东传第5部分阅读

    ’‘神经质’”2。

    八月中旬，毛泽东回到长沙。因身体不舒服，便住在船山学社，以养病为主。他抓紧时间读了些书，特别“把英文作为主课，每天多少必读几句，诚已晓得非读不可了”3。

    他的心情是愉快的。要做的事情很多，怎样开展工作？党的“一大”会议并没有提供具体的办法。各地党组织的工作，一般从两方面着手：一、利用职业关系进行宣传和发展党员；二、想法接近工人，组织工人运动。毛泽东也是这样开始他

    建党初期的活动的。

    回湘不久，他被聘为湖南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随即辞掉一师附小主事职务，推荐何叔衡接任。他们觉得党需要有一个加强理论学习和宣传的公开场所，便利用船山学社的社12

    3毛泽东致萧子升信，1921年9月28日。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1979年3月14日、17日），《“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5页。

    址和经费，创办了一所湖南自修大学。

    创办自修大学是毛泽东的夙愿。早在一年多以前他就设想过。毛泽东先后起草了自修大学的《组织大纲》和《创立宣言》。里面说“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采取自学为主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并注意劳动，“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学校发出的《入学须知》中申明：“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九月开学时，入校者只有一人，即后来著名的共产党员夏明翰。到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省长赵恒惕以“所倡学说不正，有害治安”的罪名封闭了湖南自修大学。这时，自修大学及附设补习学校已经培养了来自湖南三十四个县和外省四个县的二百多名青年。

    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同时，毛泽东着手组建湖南地方党组织。十月十日，湖南省的共产党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

    支部租了小吴门外清水塘二十二号一处平房，作为秘密活动机关。清水塘在城郊，地方比较偏僻，所住多为菜农，菜畦里有两口水塘，上塘水浊，下塘水清，由此得名。门前有一条路直通小吴门，人来人往不大引人注意。毛泽东和杨开慧从一九二一年十月搬到清水塘，一直住到一九二三年四月离开长沙。

    湖南党支部成立后，毛泽东着手在工人和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为了接近工人，他脱下长衫，换上粗布短褂，赤脚穿了草鞋，到工人聚集的地方去，同他们做朋友。先后在第一纱厂、电灯公司、造币厂、黑冶炼厂，以及泥木、缝纫、印刷等行业中吸收一些先进分子入党。在学生中，首先是在自修大学、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甲种工业学校等基础较好的学校发展党员，有的学校还建立了支部。毛泽东还两次到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建立党支部。两次到安源煤矿了解情况，并于一九二二年二月成立了中共安源支部，由李立三任书记，是湖南党组织领导的最早的产业工人党支部。夏曦、郭亮、陈昌、夏明翰、蒋先云、毛泽民、黄静源、杨开慧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入党的。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包括江西萍乡安源）已有中共党员三十人。毛泽东和何叔衡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委员有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等，后来增加郭亮。区委机关仍设在清水塘二十二号。杨开慧实际上担任区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

    这个期间，毛泽东还以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身分兼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书记，领导湘区团组织建设工作。一九二二年六月七日至十五日，他连续三次给当时在团中央机关工作的张秋人写信，报告和联系团务。六月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开长沙地方团员大会，在团执行委员会下面，特设立了学生运动、劳工运动、社会教育运动、妇女运动、政治宣传等七个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十分自然，中共“一大”闭幕后，便把发展工人运动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所在。

    一九二一年八月中旬，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十月，在长沙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毛泽东任主任。

    尽管毛泽东在一师时办过工人夜校，但从事工人运动对他仍是件缺乏经验的陌生事情。他办事历来不尚空谈，而是脚踏实地，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在湖南从事工运，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争取湖南劳工会。这是个在湖南工人中较有基础而又受无政府工团主义影响的工人团体。它只作经济斗争，组织原则是“铲除领袖的合议制”，绝对打破领袖观念和男女界限，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在长沙成立。主要创始人是黄爱和庞人铨，会员约七千人。

    劳工会拥有不少群众，黄、庞二人在工人中也有相当威信。要把他们争取过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毛泽东首先仔细了解和分析了劳工会的情况，从中看出一些有利因素。

    如：黄爱、庞人铨都是五四运动、驱张运动中的激进分子，为人正直，纯洁；黄爱还先后受过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是在征得陈独秀的支持后由沪返湘组织劳工会的。劳工会领导第一纱厂工人反对省政府把纱厂租给华实公司的斗争遭到失败，正需要人帮助指导。于是，毛泽东从帮助黄爱、庞人铨入手，指定专人同黄、庞联系，还多次约他们到清水塘住处恳切交谈。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湖南劳工会成立一周年。毛泽东同黄、庞商议改组劳工会，并在《劳工周刊》上发表《所希望于劳工会》一文，对改组劳工会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劳工会的目的不仅在从事经济斗争，“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二是旧的行会式组织方式要不得，要有民主产生的人员精干的办事机构。三是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要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

    毛泽东的建议，得到黄、庞的赞同和采纳，他们随即对劳工会进行改组，把原来各工团的合议制，改变为书记制，将过去的八个部集中为书记、教育、组织三个部，黄爱还邀请毛泽东助理会务。他们接受毛泽东“小组织大联合”的主张，先后成立了土木、机械、印刷等十多个工会。劳工会从此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十二月中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由张太雷陪同到桂林和孙中山会商。途经长沙曾作停留。毛泽东在文化书社接待了他，介绍黄爱、庞人铨和马林见面，请他“花了一个晚上给他们讲阶级斗争、俄国革命”的情况。1马林在随后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曾这样谈到沿途的观感：“这次南方旅行我觉得是我在中国逗留期间最重要的时期。……在若干省城里我发现，中国青年对社会主义问题十分感兴趣。我在长沙、桂林、广州和海丰都参加了青年的集会。那里有青年学生的各种地区性俱乐部，研究关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这些青年组织总的说来实际上并没有对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什么贡献。只有长沙的青年组织举行了反对华盛顿会议的示威游行并建立了一个纺织工人联合会，这个工会组织于一九二一年1《马林赴华回忆》（1935年8月19日），《“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70页。

    十二月底举行了罢工”1。

    马林走后，毛泽东请易礼容转告黄爱、庞人铨，邀他们到清水塘谈话。事后，毛泽东对易礼容说：“谈得很好，他们的见解看法同我们是一样的，愿意同我们一起干”。

    十二月二十五日，根据中共中央局指示，毛泽东通过湖南劳工会、省学联，发动长沙一万多工人、市民和学生，举行示威，反对美、英、日、法等国在华盛顿召开“共同支配中国”的所谓太平洋会议。黄、庞分任大会主席和游行总指挥。当时的记者报道说：“劳工会的‘老虎的和平’的传单，从经济的立场，揭穿太平洋的内壁，鼓吹阶级斗争，鼓吹劳动者武装，鼓吹全国、全世界的劳动者的大团结，色彩是很鲜明的。”这是改组后的劳工会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活动，在全国影响很大。黄爱、庞人铨也在斗争中洗刷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六日，黄爱、庞人铨因组织长沙纺织工人罢工，遭军阀赵恒惕逮捕，次日晨被绑赴浏阳门外秘密杀害。牺牲前，黄爱被砍三刀后仍用力高喊：“大牺牲，大成功”。

    黄、庞遇难后，毛泽东立即联合长沙各界在船山学社两次召开追悼大会，发行纪念特刊。为冲破赵恒惕对舆论的封锁，毛泽东把李立三从安源调回，指示他去常德动员黄爱六十岁的父亲同去上海，向各界控诉赵的罪行。随后，毛泽东也借机赴上海，组织反赵运动，出席上海追悼黄、庞大会。一1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

    时间，全国各地掀起了追悼黄、庞，抗议赵恒惕摧残工运罪行的浪潮。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写的报告中特别说道：“因反对太平洋会议，鼓吹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示威游行及参加纱厂罢工，青年团团员黄爱、庞人铨二人被督军所杀。”1黄爱五四时期曾在天津参加觉悟社，和周恩来交情甚深。周在德国得知黄、庞被杀，悲愤地写下《生别死离》一诗，表示决心要用鲜血来浇灌“共产花开”，让“赤色的旗儿飞扬”！

    通过改组和指导湖南劳工会的活动，毛泽东初步获得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他深知依靠和培养骨干、建立强有力的工会组织的重要性。于是指派党内干部，先后组建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俱乐部这个名称，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定下来的。除路矿等方面的一部分产业工人外，湖南省会长沙主要是手工业工人聚集的城市，行业很多，工人多达十万人。毛泽东领导湖南党组织先后组建了长沙泥木工会、长沙人力车工会、长沙笔业工会、长沙理发工会、长沙缝纫工会、长沙铅印活版工会等。各工会和俱乐部的秘书都由共产党员担任，毛泽东还亲自兼任长沙铅印活版工会的秘书。从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三年初，先后领导发动了安源路矿、粤汉铁路、水口山铅锌矿和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的大罢工，掀起了湖南工人运动的高嘲。

    斗争高嘲是从安源工人大罢工开始的。

    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湖南株洲到萍乡的株萍铁路，合1陈独秀：《党务、政治宣传、劳动运动情况及今后计划》，1922年6月30日。

    称安源路矿，共有工人一万七千人。由于株洲同长沙已有铁路相通，它同长沙的联系比同江西省会南昌要方便得多，所以由湖南党组织领导，是湖南党组织领导范围内最大的工矿企业。早在一九二○年十一月，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毛泽东到萍乡休息，到过安源考察，注意到这里的工人所受的残酷剥削。他们每天劳动长达十二个小时，工资低微。矿井又没有安全设备，不断出现伤亡事故。

    一九二一年冬，安源路矿一些工人写信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求派人到安源帮助并指导一切。书记部派毛泽东前往。他两次到安源，后一次还带了李立三等一同前往。下到又黑又脏的煤井，同工人交朋友，了解他们的疾苦。他告诉工人们应该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还打了个比方，说：

    路上有点小石子，大老板抬脚随便一踢，就踢开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上沙子、石灰合成团，大老板搬也搬不动。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决定把这里作为发展工人运动的基本立足点。年底，派李立三到安源开辟工作，以后又陆续派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等到安源工作。

    毛泽东很强调争取以合法形式开展斗争，先把脚跟站稳，逐步开展工作。他告诉李立三要利用当时社会上时兴的平民教育运动，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发现和培养骨干。李立三到安源，用的就是办平民教育的名义。他通过关系打听到萍乡县知事是举人出身，喜欢古文骈体，反对白话文，就用“四六体”写了一篇呈文请求立案，果然很快得到批准。这个县知事还把呈文加上头尾，作为布告张贴。一九二二年一月，安源建立了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任主任，朱少连任副主任，取得了合法地位。一九二二年“五一”劳动节这天，安源工人举行了声势较大的示威活动。

    五月中旬，毛泽东第四次来到安源，召开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会议，听取工作汇报。当听说“五一”游行喊的口号中有“中国共产党万岁”时，他告诫大家，一定要稳当，一下把共产党公开出去，要是反动派向你们要共产党怎么办？有的人就会害怕。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要讲究斗争策略，不然就要吃亏。现在要紧的是把工人组织起来。

    此后，工人俱乐部注意斗争策略，采取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方式，把俱乐部活动同工人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使加入俱乐部的工友增加了许多。九月初，毛泽东第五次来安源，和蒋先云、朱少连等分析安源斗争形势，一致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接着又召开党支部会议，研究罢工方案。毛泽东提出了“哀兵必胜”的策略，以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孤立分化路矿当局。九月十四日，安源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罢工宣言提出十七项政治和经济要求。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经过五天的激烈斗争，工人俱乐部“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安全胜利”1。这年冬天，毛泽东第六次来安源，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在会上作了全国工运情况的报告。临行前，毛泽东指示安源党组织，趁罢工胜利，1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1923年8月发展一批优秀工人入党。安源党团组织迅速发展，到一九二三年就发展了十三个党支部和二十六个团支部，还建立了安源党的地方委员会。

    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第七次到安源。这时，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受到直系军阀吴佩孚残酷镇压，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安源路矿当局也扬言要取缔工人俱乐部。来安源前，毛泽东就召集安源党组织负责人到长沙开会研究对策。他指示要暂避锋芒，取稳重步骤，不轻易举行罢工，但要摆出弯弓待发之势，做好罢工的充分准备。安源的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回来后一方面找矿局谈判，严词指明当局有请军队解散工人俱乐部的阴谋，如果这样做，势必引起工人再度罢工，整个矿区将遭受破坏。同时在工人中紧急动员，号召大家做好充分准备。这就使矿局陷于被动，终于不敢动作。

    一九二二年十月，紧接安源罢工胜利之后，毛泽东又发动和领导了长沙六千多泥木工人的罢工斗争。

    当时，官府搞土木工程的“义务工差”很多，工价又低，这是泥木工人生活贫困的直接原因。工人罢工的基本目的是争取营业自由权，并要求长沙县知事把工价调到三角四分。十月六日，罢工开始后，毛泽东奔走呼号，使全国一些地方的工会发来声援电，长沙《大公报》几乎每天都报道罢工消息。

    但长沙县公署拒绝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工人们决定请愿，县公署又张贴布告，禁止请愿，否则依法惩办，还说工人中有“暴徒”。一些工人害怕再度发生黄、庞事件，找毛泽东商量。

    毛泽东对他们分析说，现在的形势与黄、庞领导罢工时大不相同了。一方面，工人有组织，社会各界同情我们；另一方面，此事和赵恒惕直接关系不大，没有赵的眼色，长沙县知事周瀛干不敢杀人。

    十月二十三日，数千泥木行业工人开进了县公署围墙。毛泽东穿着一件对襟衫在队伍中间指挥。他手上带着一个口哨，吹一声口哨，工人喊一句口号，连吹连喊，工人的情绪越发高涨。周瀛干始终不敢出来。最后省政务厅长吴景鸿只好出面，答应次日上午召集公团会议，请泥木工人派代表出席协商。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亲自担任泥木工人首席代表，率领几名工人代表到省政务厅同吴景鸿谈判三小时，迫使吴答应由泥木工人行具一个呈文，说明要求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交省政府赵恒惕批准。毛泽东当场将吴和工人代表的谈话记录下来，并起草呈文。第二天，《呈省长文》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毛泽东在“呈文”里采取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和分化打击的策略，特别指出：营业自由，载在宪法，工价之争，官府不必过问。泥木工人以三角四分工价请求开工，“独长沙县知事坚持不决，实属违反省宪，阻抑工情。既蒙省长维持，复承政务厅吴厅长于今日工等代表晋见之时，代表省长表示允照工等主张办理”，请省长明白批示，以安人心云云。

    赵恒惕不得不照此批准。至此，泥木工人经过二十天罢工斗争，取得完全胜利。

    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和更大规模地开展湖南工人运动，毛泽东开始筹划全省统一的工人组织。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粤汉铁路总工会在长沙新河站开成立大会，大会由毛泽东主持，全省三十多个工会组织各派代表参加。与会代表一致赞成组建全省工团联合会，随即又召开联合会第一次代表会议，毛泽东被推为主席并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发表演说。会后，毛泽东参加起草了全省工团联合会的章程。十一月五日召开各工会第二次代表会议，毛泽东被选为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总干事，郭亮为副总干事。同时发布宣言通告全国。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两大地方组合”之一，另一个是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个名称是搬用的外来名词，很难被工人群众所理解。在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后，这个名称便不再使用了。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后做的一件大事，是同赵恒惕政府进行了三天说理请愿斗争。

    当局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深感不安。他们制造谣言，说干工运的是“过激派”，得了外面的钱，搞无政府主义，要推翻现在的省政府等。同时还放出将对工人采取严厉镇压手段的口风，并发生了长沙西区警察署突然摘下人力车工会会牌等挑衅事件。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利用赵的省宪法，展开说理斗争。十二月十一日，毛泽东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身分，率领所属各工会代表郭亮、任树德、罗学瓒等二十三人，会见长沙县知事周瀛干、省警察厅长石成金。十二日，又会见省政务厅长吴景鸿。十三日，直接会见赵恒惕本人。他们就请政府表示对工界的态度，关于结社、集会自由，表明工界本身的态度等十个问题展开谈判。迫使赵恒惕等宣称，政府对工人全采保护主义，并无压迫之意，还承认省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有自由结社、和平集会的权利，“不受何种特别法令的限制”，“完全有效”。毛泽东等还申明：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它于工人有利，但目前尚难做到，故以民治主义为原则，绝不是官厅文告说的无政府主义。赵恒惕等对“不要政府”的无政府主义确是深恶痛绝，但对社会主义却茫然无知，因而表示“均以工人采这种态度极为得当”。

    工人的要求基本上得到解决，毛泽东等立刻以《各工团代表与赵省长、吴政务厅长、石警察厅长、周长沙县知事交涉的实在情形》为题，披露说理斗争详实情况，刊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至十七日的长沙《大公报》上。赵恒惕像吞下一颗酸涩的果子，很不是滋味。事后他对左右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就不能立足了。

    的确，经过两年工人运动的锻炼，毛泽东已经成长为一个老练的革命家。在斗争实践中，他依靠组织和群众，培养骨干，注重策略，利用矛盾，争取舆论，以合法斗争掩护和配合非法斗争，积累了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后来毛泽东身上表现出来的出色的领袖才干，这时已初见端倪。他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罢工十次，胜利及半胜利九次，失败一次，“大引起社会之注目”1。同时也获得党内的高度评价。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总结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工作时，曾这样说：

    “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

    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1毛泽东：《省宪下之湖南》，中共中央理论月刊《前锋》第1期，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1自一九一七年四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刊发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六年过去了。从五四、建党到工人运动，陈独秀越来越赏识毛泽东的才干。一九二三年一月他着手筹备党的三大，便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共中央工作，派李维汉回湖南接替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一职。

    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安排好湘区工作，离开清水塘，离开妻子杨开慧和刚刚半岁的儿子毛岸英，秘密地前往上海。

    这时，长沙街头已贴出赵恒惕悬赏缉拿“过激派”毛泽东的布告。

    1《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五、在国民党内工作

    离湘赴沪后不久，毛泽东又会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先期到达广州，和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蔡和森、陈潭秋、罗章龙等，为中共三大做准备工作。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三十一号召开。毛泽东以湘区党的代表身分出席。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还在去年八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合作。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留下的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只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应该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由于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国民党在社会上有威信，又在南方建立了根据地。孙中山在民国成立后几经挫折，深感中国革命要改弦易辙，对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抱着积极欢迎的态度。西湖会议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就陆续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

    对这样做，毛泽东是有思想准备的。四月离开长沙时，他在湖南自修大学主办的《新时代》创刊号上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提出：中国的反动势力太大了，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共产党和一些“非革命的民主派”都将同“革命的民主派”国民党合作，以“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到广州后，他在《向导》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看法：国民革命的历史使命是“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j的外国帝国主义”，只有“建立严密的联合阵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1。从五四时期倡导民众大联合，到这时主张建立联合阵线，他的思路是连贯的。

    在三大上，对国共要不要合作并没有什么异议。但围绕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却发生了争论。张国焘认为，工人阶级只能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不同意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去搞党内合作，否则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也不同意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张国焘的观点成为会议争论的焦点。多数人不同意他的观点。毛泽东在发言中根据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说明搞联合阵线的必要性，认为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正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党内合作”的主张，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

    大会选出九名正式委员、五名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为中1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周刊，1923年7月1日。

    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成员。五个人中有三个人原来是新民学会成员。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根据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1。

    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这时他三十岁，刚好是“而立”之年。

    三大后，中央机关暂留广州。这时起，毛泽东开始接触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他曾和李大钊、陈独秀到廖仲恺家商谈国共合作的具体事宜，还常去培正路简园谭延贻住处。谭被赵恒惕迫出湖南后，这时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建设部长，正在为讨伐赵恒惕做准备。毛泽东通过他加强对国民党内部情况的了解和联系，也为中共湘区委采取联谭倒赵的政策创造条件。这时，国民党本部刚好要派国民党元老覃振回湖南，毛泽东便托他带信给李维汉，要湘区委协助覃在湖南筹备国民党组织。当时，在湖南的国民党员只有邱维震一个人。

    此后，毛泽东一直挂念这件事情。九月，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办公，便委派他回湖南贯彻三大决议，指导湘区委筹备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在国民党中央担任总务部副部长的共产党员林伯渠，还给了他一个中央党部筹备员的名义。

    此前，湘区委接受他的建议，派何叔衡、夏曦、刘少奇和覃振、邱维震成立了筹备组。由于谭延贻率军讨赵，湖南1《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

    战事甚紧，工作没有完全展开。九月，谭败退广东，局势稍稍稳定下来。十六日，毛泽东回到湖南，随即同夏曦商定了筹建和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的具体步骤：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在常德、衡阳等地建分支部，在这个基础上再成立湖南总支部。二十八日，他写信给在广州的林伯渠等，汇报了这个计划，说当天便“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并建议委任夏曦为筹备主任。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十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随后宁乡、安源等地分部和湖南总支部也相继成立，使湖南在大革命时期成为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这次回湘，毛泽东和杨开慧仍住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二十二号。开慧上有老母，下有孩子，负担很重，生活清苦。

    毛泽东回来后她格外高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毛岸青也于十一月降生了。可是刚住了三个月，毛泽东就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要他离湘赴上海。临行前，毛泽东强抑感情，作《贺新郎》相慰：

    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到上海，是为了参加即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的通知说：“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

    “俟各省代表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1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是个很重要的日子。在孙中山主持下，国共两党的精英，同处于广东高等师范学院那座有着高高塔楼的礼堂内，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分出席。他的座位是三十九号，会议期间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他多次发言，除就组织国民政府、出版及宣传、设立研究会等问题发表意见外，还针对国民党内的右派观点申明自己的主张。

    一月二十八日，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广州代表方瑞麟提出不能党中有党，要求写上国民党员不能加入其他政党的条文。这个提案显然是针对共产党员跨党、反对孙中山容共政策的。李大钊率先驳斥方的谬论，诚恳地解释了共产党的做法。廖仲恺等人起而支持。在大会气氛有利于国共合作的情况下，毛泽东趁机发言：“主席！主席！三十九号发言，本席主张停止讨论，即付表决。”2结果方瑞麟的提案被轻易否决了。

    二十九日，大会在是否通过“请采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时，发生了激烈争论。所谓比例选举制，是西方国家选举制度之一。它根据各政党在全国所得选票在选票总数中的比例，来分配其议员席位的名额。提案人黄季陆1

    2《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1924年1月。

    《中共中央第十三号通告》，1923年12月25日。

    发言说：“比例选举制，可以打破现在选举的流弊，因为现在选举制总是以多数压服少数，而比例选举制则各能如其势力以发展，毫无冲突之处”。他的意图是保护当时在国民党内占少数的右派的地位，很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毛泽东发言反驳说：“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1多数代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大会没有通过这个提案。

    毛泽东在会上的表现，受到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士的赏识和注意。三十日上午，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拟了一个候选人名单，交付大会表决，其中就有毛泽东。他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被派往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他于二月中旬到上海，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住在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中共中央机关内。六月初，杨开慧和母亲带着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到上海，一家便住在英租界慕尔鸣路甲秀里（今威海卫路五八三弄）。

    上海执行部是国民党在广东根据地以外最重要的机构，统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上海等地工作，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四十四号办公。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等分任各部部长，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1《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1924年1月。

    处文书科主任。沈泽民、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向警子、罗章龙、邵力子、张秋人、王荷波等共产党员，也都担负执行部各部门的实际工作。社会上一时称环龙四十四号为“国共群英会”。

    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那时也设在上海。国共合作一段时间后，需要总结经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等决议案，强调“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左翼”，并“以宣传工作为主”，宣传国民党一大精神，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要求民权的主张。这次会议决定中央分设组织、宣传、工农、妇女各部，毛泽东担任组织部长。

    会后，他以中央局秘书身分，起草并与陈独秀联合签署了一系列文件，如《中共中央通告》第十四号（五月十九日）、第十五号（七月二十一日）、第十七号（九月十七日）、第二十一号（十一月一日）等。这些文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右倾。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孙科等提出“制裁共产党分子案”。十八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等又提出“弹劾共产党案”。针对这些情况，在第十五号《通告》里第一次使用了国民党“右派”这个概念，要求全党一方面要注意革命势力的联合，不要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另一方面，“为国民革命的使命计”，对右派的言论、活动，“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

    毛泽东正是本着这种原则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坚持工作。执行部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党员重新登记。老党员也都要经过填表和审查后才能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员，发给党证。作为组织部的秘书，毛泽东具体负责这件事。有些老党员摆资格，认为“毛头小伙子不配问我们的履历”。据罗章龙回忆，“一天，一个人冲到楼上，胡汉民、汪精卫都起来打招呼，他们三人交谈，我和润之不认识此人。那人说，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一打听，才知是辛亥革命后当过四川省长的谢持，现在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实际上是个反对改组的右派。“他到我们这里说了一遍，大家都不以为然地说，党员人人都要填”。因为未得允许，谢持便“一怒而去。润之说，派人送张表去，要秘书好好解释一下，可以放宽点”1。给了这个台阶，谢持还是填了表。那些以老党员自居的人也都按规矩办了。

    右派分子自然仍不会罢休。成立上海第四区党部时，右派为争取领导权，先是请孙中山出面为他们说话，但遭到拒绝。然后孤注一掷，决定雇佣流氓打手，混入会场干扰。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后，同左派商量，动员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出席会议，由王荷波组织纠察队，控制会场，制止流氓混入，保证了成立会顺利进行。

    叶楚伧是执行部三个常委之一，算是负责人。八月一日，他竟策划一些国民党人在上海南方大学开代表会议，讨论所谓“处置共产分子问题”，当即激起左派的反对。第二天，右1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2页。

    派分子闯入上海执行部机关，殴打邵力子。事件发生后，由毛泽东领衔，同恽代英、施存统、沈泽民等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

    毛泽东事实上成为中共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中心人物，以他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同叶楚伧等右派的斗争也公开化了。这年?br /

    毛泽东传第5部分阅读

    欲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