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 作者:未知

    毛泽东传第25部分阅读

    态，想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做他的暂时同盟者。早在一九三六年底，中共党员薄一波等经北方局同意同阎锡山建立了联系。七七事变后，阎锡山又答应毛泽东向他提出的建立公开的八路军1《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37页。

    驻晋办事处的要求，并且同意八路军经山西开赴前线。第三，当时国民党企图将八路军“分割”使用，规定八路军以两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路到代县附近下车，开往蔚县一带集中。另外一个师沿陇海铁路转平汉铁路到河北徐水下车，开往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敏锐地察觉：这样做，是“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1，“包含着极大阴谋，决不能认为有利，坚决不能同意”。2因此，他提出“红军为安全计，为荫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在侯马上车到大同集中，再转至怀来，蔚县，决不走平汉路”，3把八路军三个师都放在山西，以便于统一领导，相互策应，避免因力量分散而遭遇不测。

    为了落实八路军进入山西作战的事宜，九月初，毛泽东派周恩来和彭德怀一起到太原同阎锡山当面商谈，可见他对这次行动的极度重视。

    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八路军开入山西后的作战区域问题。这就像下棋一样，开始时的布局是否恰当，对以后局势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八月初曾考虑八路军出师后集中部署在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但当八路军开赴出西时，华北局势已发生变化。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强大12

    3毛泽东致张冲转朱德、周恩来电，1937年8月17日。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937年8月18日。

    洛甫、毛泽东致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的钳形攻势：在北路，沿平绥铁路西进，在攻占张家口后折而南下，已于九月十三日占领晋北重镇大同；在东路，沿正太铁路向西推进；准备两路会合，夺取太原。如果仍按原有设想行动，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可能使八路军的全部主力陷于日军的钳形包围圈内，这当然是十分不利的。毛泽东看清山西战局可能发生的这种重大变化，及时改变原定部署，要求将八路军的三个师分别部署在晋东北、晋西北、晋南，再图发展。他在九月十六日致电正率领八路军总部准备东渡黄河的朱德、任弼时提出：“拟以百十五师位于晋东北，以五台为活动重心，暂时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区。以百二十师位于晋西北，以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以百二十九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1这几个地区，后来成为八路军在山西敌后坚持抗战的主要支撑点。

    第二天，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对改变部署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敌占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2两天后他又提醒：“敌于太原，志在必得，此时部署应远看一步。”312

    3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19日。

    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电，1937年9月17日。

    毛泽东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年9月16日。

    在八路军出师后不到半个月内，毛泽东根据局势的发展，及时调整了八路军作战区域的部署，这对八路军实行战略展开，合理布局，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意义。

    八路军开赴前线后，毛泽东关心的另一个焦点是：部队在实战中能不能坚定不移地执行洛川会议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

    实行这样重大的战略转变，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仅因为红军在十年内战后期已习惯于正规军和运动战，一时不容易改变过来；还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人十分兴奋，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急于想打一些大仗。聂荣臻回忆道：“在洛川会议上讨论作战方针时，曾出现过不赞同游击战而主张打运动战的分歧意见，他（引者注：指毛泽东）担心部队挺进前线后，一些同志蛮干。”1毛泽东还担心：“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2对关键性问题，毛泽东历来是紧抓不放的。在九月中下旬，他接连五次致电前方，提醒他们要以最大决心实现这个战略转变。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今日红军在1

    2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

    《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59页。

    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他强调：“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他要彭德怀“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1九月二十五日，他又致电周恩来和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杨尚昆，明确提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应环绕于游击战争。他指出：“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需负严重的责任。”2

    为了坚持敌后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又提出一个重要问题：

    必须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如果游击战争只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同当地群众的经济政治要求相脱离，不能取得他们的全力支持；那末，要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并且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是不可能做到的。不久，毛泽东在总结华北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关系时指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1

    2毛泽东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1937年9月25日。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

    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1

    毛泽东的反复阐明和耐心说服，使许多干部加深了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高度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重要性的认识。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受命之际，读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电报，感到很重要，很亲切，特别是对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抗战的思想，更为明确了。同时也觉得，他的这些电报，对洛川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唯恐在行动中由于思想不统一而出现偏差。”2

    毛泽东在战略方针的重大决策一旦作出后，确实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因某些一时或局部的因素而轻易改变这种决心。

    同时，他又密切注意研究变化着的情况，不断总结经验，使作出的决策得到丰富和完善，使它更符合实际情况。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利用有利的时间和地形条件，集中兵力发动平型关战斗，取得了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的首次大1

    2《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60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18页。

    捷。战斗前，毛泽东已同意前方提出的想以一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的意见1。战斗胜利的喜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十分高兴，立即致电前方，庆贺这一胜利。根据平型关战斗的经验，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八路军作战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2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3以后，他在《论持久战》中，总结十个月来华北抗战的经验，把八路军作战的战略原则确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4这个提法，同洛川会议的规定是前后一贯的，而在具体表述上又更加完备了。

    十月初，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日军占领保定，河北正面战场的抗战基本结束。在侧翼遭受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放弃雁门关至平型关的内长城防线，退守太原的北方门户忻口。

    为了协助友军作战，毛泽东仔细研究华北战局后，在十月六日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要他们转告山西军事123

    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7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78—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9月29日。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

    当局：敌人占领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因此龙泉关、娘子关两点应集结重兵坚守，以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在正面忻口地区的守备和出击中，出击是主要的。并提出：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师主力将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忻口地区日军的侧后纵深地区；一二九师主力或全部将使用于正太铁路，发动群众，配合娘子关守军作战。1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各主力师在忻口战役期间有力地配合了友军的行动。第一二○师一度收复雁门关，伏击日军辎重部队，截断了从大同经雁门关到忻口的交通。第一一五师主力夺回平型关，并收复涞源、定县等七座县城，切断了日军从张家口经平型关到忻口的交通线。忻口前线日军只能主要靠空运来维持给养。第一二九师陈锡联团又在十月十九日乘黑夜突然袭击阳明堡日军机场，焚毁日机二十余架。

    日军的机械化部队的行动，依赖后方供给的程度很大。八路军各部队的行动，使日军的后方补给线陷于半停顿状态，对正面防守忻口的友军是有力的配合和援助。

    在忻口战役期间，右翼晋军有十个团拨归朱德、彭德怀统一指挥。毛泽东就如何对待这部分友军，在十月四日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叮嘱道：“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作战应使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1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电，1937年10月6日。

    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1毛泽东要求他们对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彻底执行这一方针。在东线，当娘子关告急时，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也救出了被日军包围的友军曾万钟部一千多人。

    忻口战役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作战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将南下的日军主力挡住了二十一天。这次战役，也是抗战初期国共两党领导的军队密切配合作战最为成功的一次。由于国共双方在这次战役中诚意合作，取得了较好的战果。

    十月中旬，日军主力占领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进，包抄忻口的后方。二十八日，娘子关失守。三十一日，阎锡山下令放弃忻口。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华北战场的抗日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正确的领导，在于能有预见。毛泽东自己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生动地说过：“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2抗战爆发以来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毛泽东显示了他对未来事态的发展总能比别人先见一着，1

    2《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00、201页。

    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7年10月4日。

    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新问题都能及时提出明确而切合实际的对策，这就表现出他卓越的领导才能。二十、指导敌后抗战和《论持久战》

    太原失守后，华北战局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争开始处于主导地位。

    毛泽东敏锐地看清战局的这种变化，立刻对八路军下一步战略行动相应地作出新的部署。

    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的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和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等，以明确的语言指出：“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1这时，山西的国民党军队正在全线溃退，许多地方的旧1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林彪、聂荣臻、贺龙、萧克、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张浩电，1937年11月8日。

    政权陷于瘫痪或自行消失，备受日本侵略蹂躏的沦陷区人民迫切要求能有人领导他们奋起抵抗，保卫家园。在这样一片混乱的日子中，毛泽东接连发出指示，为八路军在山西的行动规定了新的方针：“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1

    这个方针的基本精神是：八路军在新的形势下，应该消除依赖国民党军队的思想，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敌后广大乡村普遍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徐向前回忆道：“那时，有些同志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不甚了了，总想集中兵力打仗，不愿分兵发动群众。毛主席的这一部署十分及时，对我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发展壮大自己，有重要指导意义。”2对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艰巨性，毛泽东有着充分的估计。他清醒地看到，日本侵略军决不会允许八路军在其后方搞得它日夜不得安宁，它“不久即将移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3。这种进攻将是极端残酷的，12

    3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转胡服、杨尚昆、彭真电，1937年11月9日。

    徐向前：《历史的回顺》（下），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589页。

    毛泽东致八路军总部及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1937年因此必须抢在日军行动前做好充分准备。

    在这些准备中，最重要的是，要把八路军各部在山西敌后展开的基本格局，在原有基础上稍加调整，进一步作好通盘的部署。他电令第一一五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聂荣臻率领留在晋东北，继续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该师主力则从晋东北开赴晋西南地区，创建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师以管涔山脉为中心开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九师沿正太铁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毛泽东这个部署很有战略眼光。这四个区域的地理条件十分优越。第一个区域——晋东北，地处恒山、五台山、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可以直接威胁日军占领的平绥、同蒲、正太、平汉四条铁路和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第二个区域——晋西北，位于同蒲铁路大同至太原段以西、长城以南、汾（阳）离（石）公路以北、黄河以东，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东面屏障和它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相联系的枢纽。

    第三个区域——晋东南，东起平汉铁路、西至同蒲铁路、北起正太铁路、南至黄河，直接威胁着日军继续向华北进攻所依赖的主要交通线，对坚持华北抗战有着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也是日后向冀鲁豫平原发展的前进基地。第四个区域——晋西南，也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这四个区域相互呼应，对日军已占领的华北主要交通线和中心城市形成包围或侧面威胁之势。

    毛泽东的这个布局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这四个区域不是采处一隅，而是几乎遍及日本侵略军控制下的山西全省。这就很有象征意义。一九三八年二月，毛泽东会见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王公达时说：“从这些区域看来，中国失去的不过是几条铁路及若干城市而已，其他并没有失掉。这一实例给全国以具体的证明：只要到处采用这种办法，敌人是无法灭亡中国的。这是将来举行反攻、收复失地的有力基础之一。”1毛泽东对前方作战的指导，主要是提出大的方针，对具体作战部署不直接干预。他给八路军总部和各师负责人的电报说：“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由朱、彭根据此方针及当前情况作具体部署。军委有时提出具体作战意见，但是建议性质，是否切合情况，须由朱、彭按当前敌情情形加以确定，军委不加干涉。”2这种做法，在抗战初期情况变动快速而通讯又不便的条件，尤其是十分必要的。

    根据毛泽东这个战略部署，八路军各部争取时间，迅速分别开赴指定地区。临行前，毛泽东又叮嘱各路指挥员，“要像下围棋‘做眼’一样，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3不久，他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12

    3薄一波：《崇敬和怀念》，《红旗》，1981年第13期。

    毛泽东致朱、彭、陈、罗、贺、萧、关、刘、徐、邓、聂电，毛泽东：《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1938年2月。

    程上，把它作为战略任务执行起来。”1正当八路军各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实行战略展开时，日本侵略军果然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对立足未稳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采取军事行动了。

    在攻入太原前，日军已感觉到它的后方由于八路军的袭击活动而带来的种种困难，但为了实现攻占太原的军事计划，一时还分不出足够的兵力来对付后方。因此，一到占领太原以后，立即就抽出大量兵力来对后方进行“清剿”，为他们的继续南进扫除后顾之忧。这使八路军深入敌后的行动从一开始就面对严峻的考验。

    十一月下旬，日军首先出动二万兵力配合骑兵、大炮和坦克、飞机分八路向刚刚创建的晋察冀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攻。这是检验八路军能不能在敌后站住脚跟的第一场严重较量。它的成败，对八路军在敌后其他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毛泽东对它给予极大的重视。聂荣臻回忆道：“我们留在晋察冀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关心着我们，注视着我们。因为，这是我们党在敌后创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2

    毛泽东在这些日子里，常常通宵达旦地研究情况，细心地思考着反围攻的对策。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这场反围攻战斗打响前，他致电朱德、任弼时，针对八路军占领区域的民1

    2《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436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27页。

    众和新组织的游击队缺乏斗争经验，提出要进行三方面的准备工作：一、加强新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党的工作；二、加强新部队必要的军事和游击战争的训练；三、加强动员地方民众的工作。1战斗打响后，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战局的发展，在关键时刻及时指明：对进攻晋察冀边区的敌军，“避免正面抵抗，袭击敌之后尾部队”；“在敌之远近后方活动，使敌进一步仍在我包围中”；“在确有胜利条件下，集结适当力量给敌以部分的歼灭和有力打击”。2同时，他要求第一二○师和第一二九师分别在同蒲路、正太路积极活动，给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以有力的配合；要八路军总部将日军的行动通知阎锡山和蒋介石，争取友军的援助；还通过进步报纸舆论扩大宣传，使全国军民相信，八路军在敌人后方建立的根据地完全能够迟滞日军的前进。

    由于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整套方针和办法得到贯彻执行，晋察冀的反围攻斗争取得胜利。聂荣臻回忆道：“这次反敌围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打死打伤日伪军共一千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军用品。敌人除占领了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几座县城外，别无所获，不得不于十二月下旬全线撤退。”3日本侵略军自然不肯就此善罢甘休。围攻晋察冀根据地12

    3《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79页。

    毛泽东、彭德怀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年12月5日。

    毛泽东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年11月27日。

    失利后，他们又先后发动对晋西北地区和晋东南地区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毛泽东继续指导这些地区的反围攻斗争。

    他以晋察冀反围攻胜利的经验为依据，但又不是简单地照搬晋察冀地区的做法，而是按照这些地区的实际情况，分别提出不同的斗争方针。在晋西北地区，毛泽东根据日军五路围攻八路军的力量都不强的特点，要八路军同晋军协力，实行“各个击破”1。在晋东南地区则要求八路军以次要兵力钳制日军数路，集中主要兵力对付日军一路。由于采取这些正确的方针，八路军第一二○师和第一二九师也先后取得反围攻的胜利。

    太原失守后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在毛泽东及时而正确的指导下，八路军各部在敌后反围攻斗争中，不仅消灭了大量日军，而且在战斗中积极开展山地游击战争，建立起抗日根据地，逐步实现了在山西战略展开的预定目标，相继站住了脚跟，为开创整个华北敌后抗战新局面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在南方，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又集中兵力约二十八万人，实行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加紧对上海、南京地区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国民党当局在这个地区，指挥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前线官兵表现了可歌可泣的英勇作战精神，在敌军的猛烈炮火下作出了巨大牺牲。日军原以为这次战役很快就可结束，梦想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没有料到在上海地区战争就持续了三个月。但是，以这种硬打硬拼式的单纯防1毛泽东致第120师电，1938年3月6日。

    御，来对付优势装备的敌军，在战略上是不利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日军攻陷上海。一个月后，十二月十三日，又占领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这使整个中国战场上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接着，日军把作战中心北移到津浦铁路一线，企图攻下徐州，打通南北交通线，同华北方面南下的日军会合。他们的打算是：在华北和华中这两支大军会合后，便可以在两个战略方向上作出选择，或者进攻西北，或者南下武汉夺取华中。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国内整个战局的发展，既对八路军的抗日行动及时作出部署，又对正面战场的作战经常提出积极的建议。当他对日军的战略意图作出准确判断后，一方面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一个全国战略部署的完整方案，作为建议；另一方面，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研究新形势下八路军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

    在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的建议中，毛泽东总结正面战场上军事失利的教训，主张应采取“攻势防御”的方针，把内线防御和外线进攻结合起来。他指出：“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占，则将形成极大困难。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1建议中，毛泽东还对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提出具体意见。但是，蒋1毛泽东、任弼时致八路军总部及各师、北方局、长江局的电报，1938年2月23日。

    介石同以往多次的情况一样，没有采纳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建议。

    对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毛泽东认为，在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可能失守的情况下，为了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军，应该在敌后更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起更多能够独立作战的抗日根据地，形成“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他曾设想，以山西区、鄂豫皖区、苏浙皖赣边区、陕甘区、鄂豫陕边区、湘鄂赣边区等六处为主要战略支点，而以苏鲁边区、冀南区、热冀边区、大青山脉区辅助之。“三个主力师位置大体上应预拟一个位于鄂豫皖区，一个位于鄂豫陕区，一个位于陕甘区，即两个在内线一个在外线。”1以后，由于战局的变化，他的具体设想有了改变。但他的基本思路不仅继续得到坚持，并且变得更明晰了。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他关于迅速展开兵力、建立多处能独立作战的根据地的基本设想。他说：日军的战略企图如果实现，“将造成中国割断为许多块”，根据苏区时期的经验，要形成许多独立的作战区域来坚持长期的抗战。他特别举出已在一月份建立的晋察冀根据地作为例证，说明：“聂荣臻是典型的区域”2。

    对八路军的具体行动，毛泽东认为应该依战争形势的发1

    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

    毛泽东致八路军第115师、129师、120师和长江局的电报，展分两步走：目前阶段，“在不被敌根本隔断条件下，我军均应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有效地消灭与削弱敌人，发动广泛抗日运动，如此方能钳制与阻碍敌向潼关、西安与陕北之进攻。只要无被隔断危险，决不应过早渡过河来，更不应不顾蒋令不顾友军渡过河来。为了保障将来转移便利，必须巩固吕梁山脉之转移枢纽，并布置太岳山王屋山（朱瑞处）工作。”毛泽东考虑问题，总是把立足点放在对局势发展作出最严重的估计上面，这样才能做到有备而无患。因此，他提出，在将来阶段，“即敌大举进攻潼关、西安、武胜关、武汉及陕北时，在取得蒋、阎、卫同意后，八路军主力及其他国军主力，应渡过河西、河南，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而留适当兵力位于山西各区，继续坚持游击战。”毛泽东指出：以上“是政治局战略决定之基本精神”1。

    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再次研究八路军在华北的工作。毛泽东在会上根据坚持长期作战的要求，又提出在各区域建立新的游击兵团的主张。他说：“八路军主力移动后的部署，现在就要准备，应在各区域建立游击兵团。”2为了加强党对华北工作的领导，毛泽东建议原在北方局的刘少奇留在中央以指导华北工作。3二十四日，毛泽东和刘少奇致电八路军各部，提出组织游击兵团的具体任务。电报指出：12

    3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记录，1938年3月23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言记录，1938年3月23日。

    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电，1938年3月9日。

    为了在八路军主力转移至其他地区后，我党仍能在统一战线中有力的坚持与领导华北抗战，必须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1具体部署是：在晋西北，除宋时轮支队外，再组织四个支队；在晋西南组织三个支队；在晋东南组织七个支队；在平汉路以东组织若干支队。各支队至少有一千人左右，以八路军有战斗经验的主力一二个连作基础，由地方游击队及新兵编成。这种以八路军主力连队为骨干、吸收大批新战士以组成若干新支队的做法，是适应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后有可能在敌后迅速打开新局面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新的主张。它使八路军的队伍能迅速壮大，而又能保持相当的战斗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一九三八年春，日军采取南北对进的方针夹击徐州，尽力打通津浦铁路。为了执行这一计划，华北日军主力被抽调南下，造成河北、出东等平原地区兵力空虚，为已经在山区站稳了脚跟的八路军向华北敌后更广阔的地域发展带来了机会。徐州地区正面战场在李宗仁指挥下进行的英勇抗击，对华北敌后战场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毛泽东十分善于抓住机遇。他立刻调整部署，作出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重大决策。

    从山地来到平原，各方面的条件都发生重大变化，决不1毛泽东、刘少奇致朱德、彭德怀、朱瑞、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贺龙等并各省委、程子华、杨尚昆电，1938年3月24日。

    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许多人一时难以适应这种变化，对能不能在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还抱有怀疑。徐向前回忆道：“大家脑子里有问号。因为从红军时代起，我们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饭的。在平原地区搞游击战争，干部缺乏经验，信心不足。”1

    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一九二八年春作出这个新的重大决策前早有考虑。他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时，就说明这个方针包含着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并在发展山地游击战的同时，密切注意八路军在前线探索开展平原游击战的实践经验。

    促使毛泽东较早考虑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他意识到日军的深入进攻将带来游击战争的广泛发展，特别是备受日本侵略军屠杀和蹂躏的沦陷区（包括平原地区）同胞迫切期待着能领导他们保卫家园的抗日军队的到来，八路军走出山区伸向平原是必然趋势；二是他看到山区地形条件虽对发展游击战争有利，但资源、人力毕竟有限，平原地形条件虽不如山区，但地域广阔、人口稠密、资源丰富、交通发达，只要依靠当地民众的支持是完全可以得到发展的，这对扩大抗日力量有极大好处。

    但这种设想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决不能在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情况下轻率地在战略行动上作出重大决策。这种实践经验，是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之交在冀中、冀东、山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606页。

    东等地区陆续取得的。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晋察冀边区反围攻斗争正在进行时，毛泽东从聂荣臻来电中得知冀中平原日军兵力空虚1。

    他立刻同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提出由第一二九师和聂荣臻部各派一个支队到平汉铁路以东的平原地区游击。由于当时在这方面还缺乏经验，电报中十分慎重地说明这只是试探性的游击作战，任务是：一、侦察情况；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发动民众与组织游击队；三、破坏伪组织；四、收集武器，扩大自身。电报要求“两支队出去须十分谨慎、周密、灵活，根据情况灵活地决定自己行动”2。这个指示很快传达下去。为了统一部队的认识，聂荣臻等组织受命部队集中讨论这次行动的意义。那时，共产党员吕正操已在十月间率领驻在冀中的原东北军五十三军一个团，提出“北上抗日，到敌后打游击”的口号，脱离原建制，改编为人民自卫军。他们经过整训后，同冀中地区党组织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相结合，开辟了平原地区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冀中根据地。

    他们在冀中站住了脚跟，而且建立了区党委、军区和行政主任公署。冀中地区的实践为其他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经验。

    冀东平原也是毛泽东较早注意到的。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建议“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1

    2毛泽东、彭德怀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年12月16日。

    《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94页。

    地进行游击战争”1。一九三八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冀东工作，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冀东工作的重要性，建议派杨成武去发展新的游击区域。2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强调：“雾灵山为中心之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但是独立作战区域，派去部队须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需有独立应付新环境之能力，出发前需作充分准备。”3

    这年四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延安。中央听取黎玉关于山东工作的报告。黎玉报告后，毛泽东立刻作出“那边游击战争大可发展”的结论。中共中央要求山东省委进一步公开地大胆地发展抗日武装斗争。并决定由罗炳辉去负军事总责。4

    正是有了在冀中等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的初步尝试中取得的成功经验，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华北日军主力南下进攻徐州、华北兵力空虚的形势下，有可能果断地作出向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发展游击战争的重大决策。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张闻天、刘少奇向八路军总部发出具有战略意义的指示：“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123

    4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1938年4月5日。

    毛泽东致八路军总部、长江局并告北方局的电报，1938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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